洛克菲勒家族凭借与拉美国家的紧密关系推销其转基因农作物，到2004年，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仅次于美国，全国48％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转基因大豆，其中90％以上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品种，而种植这种种子一定要用孟山都公司提供的农药。由于种子和农药都要从美国公司购买，以及孟山都公司在专利费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仅仅十年时间，在技术进步的名义下，阿根廷的粮食自给能力逐渐丧失，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外国权势集团。

　　阿根廷成为第一个实验品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由接受过遗传学训练的、虔诚的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全球网络已经形成。与此同时，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一个庞大的转基因项目也正式启动。该项目的实施地点选中了阿根廷，在那里，戴维?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已经与新任的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阿根廷的农业用地被确定为转基因作物的第一个大规模实验场，阿根廷的人民也因此成为转基因作物的第一批活体实验品。

　　项目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地声称，将转基因作物引入农业的意义相当于“第二次绿色革命”。“绿色革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规模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一种说法，尤其是指通过采用特殊的杂交小麦和化肥。在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幌子下，墨西哥、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大规模地推广过这些技术。

　　到2004年，仅仅用了短短的8年时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约40倍，达到1.67亿英亩，(约6760万公顷)。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大约占到世界农业耕地总面积的25%。这表明，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转基因作物完全有可能在世界农作物，至少是基本农作物的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中，有超过2/3(1.06亿英亩，约4300万公顷)，是在世界上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倡导者美国。转基因作物的支持者们声称，这一事实说明，美国政府、消费者以及农民对转基因作物有信心，相信与传统农作物相比，转基因作物将带来巨大的好处。后来证明，这是一场大骗局。

　　到2004年，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3400万英亩（约1375.9万公顷），在种植面积上仅次于美国。其他一些国家如巴西，种植面积虽然小得多但增长速度很快。2005年初，巴西废除了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法律，理由是，转基因作物已经广泛蔓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控制其扩散。到这个时候，加拿大、南非和中国也都已经制定了实施转基因作物的庞大计划。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这些苏联的前卫星国不甘落后,正迎头赶上。这些地方的耕地充裕、监管松懈。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西班牙也有报道说种植了大量转基因作物。根据美国皮尤基金会收集的数据，还有其他许多贫穷的国家，也成了转基因作物、特殊除草剂和杀虫剂化学品公司的推广目标，具体的数字还无法获得。

　　根据皮尤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引人注目的是，在2004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中，有85%属于“资源贫乏型”，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在高额外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改革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

　　没有哪个国家像阿根廷那样这么早就在农业资产的基本结构方面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革。转基因农业的历史和阿根廷的“大豆革命”，是一个国家在“进步”的名义下全面失去粮食自给能力的典型案例。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在南美洲大地上，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令世人羡艳。作为胡安?庇隆时代的一部分，当时阿根廷的农业生产体系是多样化的、富饶多产的，由小型家庭农场所主导。70年代一个普通的阿根廷农民，往往会在一小块土地上种一点蔬菜和小麦，养些家禽、奶牛或肉牛，农民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保持几十年不变。70年代，阿根廷牛肉的质量非常高，堪与得克萨斯牛肉比美,都是世界上质量上乘的牛肉。直到80年代，这片富饶的土地和农耕文化，不仅能够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还能产生大量剩余。重要的是，政府无须对农业进行补贴，农民的债务也微不足道。

　　债务危机让阿根廷成了大豆生产大国

　　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发生的债务危机改变了一切。随着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的暴涨，以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及花旗银行、汉华银行、波士顿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为首的纽约及其他国际大银行，以初期很有吸引力的条件向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兜售贷款。这些贷款主要是为进口急需的石油提供资金。只要伦敦的利率仍保持在低水平上，这些贷款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收入偿还。因此，这些贷款很快显示出巨大的诱惑力。于是，阿根廷的美元债务急剧攀升。

　　1979年10月，为防止美元崩溃，美联储突然将其主导利率提高了大约300%，从而对全世界的利率产生了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阿根廷外债的浮动利率。

　　到1982年，阿根廷深深地陷入了债务圈套之中，这个圈套与19世纪80年代英国为了从埃及攫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而使用的圈套如出一辙。以戴维?洛克菲勒为首的纽约银行家似乎对英国人的债务帝国主义手法心领神会。

　　打垮阿根廷人的民族意志

　　在庇隆时代的早期，阿根廷曾经将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工会运动，与深度参与经济的中央国家机器相结合。在国家管制的模式下，二者均与少数私营公司开展合作。在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和平年代，它具有某些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相似的特征。而且，不管庇隆主义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它毕竟在阿根廷人民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197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阿根廷政权更迭，庇隆时代在喋血中终结。发动政变的借口是为了打击这个国家日益兴起的恐怖主义和共产党暴动，在这样的说辞下，政变显得冠冕堂皇。后来的调查显示，人民革命军和蒙托内罗斯组织（Montoneros，20世纪70年代初曾在阿根廷城市地区活动的一个反政府组织。——译注）将发动游击战的谎言是由阿根廷军方编造出来的。此前，军方的领导人大多数曾在臭名昭著的美国陆军美洲学院接受过美国五角大楼的镇压国内暴乱的技术培训。

　　然而，事实证明，即使是按照其对人权和正当的法律程序的定义，豪尔赫?魏地拉总统的军事独裁也过于随心所欲了。1976年10月，阿根廷外交部长、海军上将塞萨尔?古塞蒂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次会面是为了讨论军政府在阿根廷国内大规模镇压反对者的方案。根据几年后披露的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基辛格和洛克菲勒不仅暗示了自己对这一方案的支持，而且洛克菲勒甚至提出了阿根廷国内应干掉的具体关键人物。在那场所谓的“肮脏的战争”中，至少有1.5万名知识分子、工会领袖和反对派人士失踪。

　　在阿根廷的政权更迭中，洛克菲勒家族绝不只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军政府中的关键人物之一、经济部长马丁内斯?德?胡斯与戴维?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与戴维?洛克菲勒私交甚深。马丁内斯?德?胡斯是阿根廷最富有的地主家族的头面人物。他采纳了激进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对外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十分有利。事实上，改变经济政策本身正是洛克菲勒秘密支持军政府的首要原因。洛克菲勒的银行提供的大笔现款，私下里为军方夺取政权提供了资金。

　　20世纪40年代，美国美洲情报机构的头目是戴维的兄弟纳尔逊?洛克菲勒，他是罗斯福总统任命的美洲情报事务协调员。至少从这个时候开始，洛克菲勒兄弟就将拉丁美洲视为其家族事实上的私人势力范围。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从委内瑞拉的石油一直延伸到了巴西的农业。此时此刻，他们认定，70年代阿根廷的债务问题为他们在该国扩张家族的利益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冻结工资的同时，马丁内斯?德?胡斯放开了以前曾由政府控制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和燃料价格)，导致消费者购买力的大幅下降。进口关税的大幅削减使得进口商品充斥市场。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在名义上维系着这一计划。确实，通过削减开支、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价格和增加税收，财政赤字从197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3%下降到1979年的2.7%，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335%下降到1980年的87.6%。然而，比索的实际升值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外逃和收支平衡危机导致了该计划的崩溃。外国投机资本也被引入这个国家，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是第一批进入的外国银行。

　　事态的恶化不可避免，生活水平的降低激起了强大的庇隆主义工会运动的抗议，这些抗议像所有其他形式的反对活动一样，受到了军政府的残酷镇压。戴维?洛克菲勒显然对阿根廷新政府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他宣称：“阿根廷终于有了一个理解私人企业制度的政权，这令我印象深刻。”

　　在经历了十多年军事高压统治之后，1989年随着卡洛斯?梅内姆接任总统，对阿根廷国家主权的蚕食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梅内姆出身豪门,是个花花公子，后来被指控腐败贪渎和从事非法武器交易。当时是老布什主政白宫，他至少8次在白宫把梅内姆作为私人客人来接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老布什的儿子尼尔?布什是梅内姆府邸的座上宾。一句话，梅内姆跟北边正打得火热。

　　由于阿根廷军方丑闻缠身，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纽约的银行家和华盛顿的权力掮客认定是出新牌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对阿根廷进行经济掠夺，才能继续控制阿根廷的企业。梅内姆名义上是庇隆领导的政党的成员。事实上，他强行对阿根廷实施经济休克疗法，这次休克疗法甚至比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实行的自由市场革命还要猛烈。而他的庇隆派成员的身份，使他可以平息党内和工会内部的反对。

　　此外，对于实力强大的纽约银行家来说，梅内姆政府中的关键职位是经济部长。新部长是马丁内斯?德?胡斯的信徒多明戈?卡瓦罗，他也是纽约金融界所熟知的人物。卡瓦罗毕业于戴维?洛克菲勒的母校哈佛大学，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曾短期担任过阿根廷国家银行行长。洛克菲勒曾公开对卡瓦罗表示过赞赏。

　　卡瓦罗还是戴维?芒福德的密友和商业合伙人。芒福德是老布什政府财政部的高官，负责按布雷迪计划对拉丁美洲债务进行结构调整，后来他担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董事。“扬基银行家们”确实对卡瓦罗信任有加。

　　梅内姆的经济计划由戴维?洛克菲勒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朋友们制定。该计划着力推进激进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且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工业等各个领域废除了此前精心制定的国家管制。以前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突然向外国进口商品大开门户，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军政府统治下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私有化的进程是按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按照华盛顿的旨意行事）的要求制定的，这是提供紧急贷款来“稳定”比索的一个条件。当时，阿根廷正经历类似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那种每月高达200%的超高的通胀率。军政府下台后，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经济和财政，阿根廷外债债台高筑。

　　梅内姆利用军政府最后几年造成的高通胀率，强行对这个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其采取的措施之激进远胜于军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卡瓦罗“恪尽职守”，强制实施了国外要求他采取的休克疗法，他立即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4亿美元的贷款和高度称赞。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私有化浪潮，范围从国有电信公司到国营石油垄断企业，甚至包括国家社保基金。一时间，腐败猖獗。通过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梅内姆的亲信们成了亿万富翁。

　　取代国家产业垄断的是大型外资私人垄断企业，它们从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的贷款中获得了大部分资金。同样是这些银行，几年后组织阿根廷富人进行资本外逃，把手中的比索换成美元，存入离岸的大通银行或花旗银行的“私人银行”账户，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而对于阿根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国外资本接管企业之后，造成了公共部门工人大量失业。阿根廷的梅内姆政权及其负责经济的最高官员多明戈?卡瓦罗，因创造了金融媒体所谓的“阿根廷奇迹”而备受赞扬,这不足为奇。

　　通过将货币控制权彻底交给一个“货币委员会”，通货膨胀在1991年停止了，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其控制权掌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里。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此时的比索已经严重贬值，比索的汇率被货币委员会死死地固定在了1比索兑换1美元的水平。如果货币委员会账户中的美元储备没有相应的增量，国家不能通过印制钞票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固定汇率的比索为外国投资者敞开了大门，他们纷纷涌入阿根廷进行投机，从90年代阿根廷国家经济私有化当中获取了巨大收益。

　　2001年4月，阿根廷处于重大的经济危机当中，卡瓦罗被再次召回掌管国家经济。这个时候，他代表纽约的银行及他在阿根廷银行界的朋友们，秘密策划了一场“政变”。卡瓦罗直接冻结了私人储蓄者在阿根廷银行的个人银行账户，以挽救他在纽约及其他地方的外国银行家朋友们的资产。

　　这个时候，阿根廷拖欠了1320亿美元的国家债务。2001年4月就任经济部长后，卡瓦罗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秘密会见少数经过精心挑选的外国银行的人士，包括洛克菲勒的JP摩根大通银行以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戴维?芒福德、伦敦的汇丰银行等。他们用新的债券与290亿美元的旧阿根廷国家债券进行掉期交易，这笔秘密掉期交易使得这些银行获得巨大利润，并避免了它们对阿根廷的贷款产生风险。这次债务掉期交易后，整个国家的债务负担更重了，阿根廷成了输家。一年后，卡瓦罗和七家外国银行受到了司法调查，检方指控这些掉期交易是非法的，目的是为外国银行谋利。根据美国金融调查人员的说法，这项交易实际上加速了阿根廷国家债务的拖欠。到2003年，外债总额增加到了1980亿美元，相当于梅内姆1989年就任总统时的3倍。

　　洛克菲勒的阿根廷土地革命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梅内姆政府开始采取“革命性”的行动，把阿根廷的富饶多产的传统农业变成了针对全球出口的单一性农业。这一次，政策的脚本还是由纽约和华盛顿的外国利益集团来替他编写的，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都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同伙。

　　梅内姆声称，把粮食生产转变为转基因大豆的工业化种植，对于这个国家偿还飞涨的外债是必要的。这是个谎言，但它成功地改造了阿根廷的农业，使之更合乎像戴维?洛克菲勒、孟山都公司、嘉吉公司等美国投资者的心意。

　　堆积如山的巨额外债、强制推进的私有化进程和彻底取消的国家保护性壁垒，阿根廷经济在近20年内承受了这三板斧的猛烈打击之后，原来经济效益很好的阿根廷农业，现在成了美国投资者进行最激进变革的对象。

　　1991年，早在美国批准和开始进行田间实验好几年之前，阿根廷就成了开发转基因作物的秘密实验室。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变成了这个项目的活体实验品。梅内姆政府成立了一个伪科学的“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发放转基因作物实验许可证，他们共为玉米、向日葵、棉花、小麦，尤其是大豆实验发放了至少569张田间实验的许可证。对于梅内姆政府或这个委员会在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上所拥有的自由裁判权，公众也毫无争议。

　　委员会总是秘密碰头，讨论结果也从未公之于众。它只是充当了转基因种子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这毫不奇怪，因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孟山都、先正达、陶氏益农等转基因生物巨头。总部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孟山都公司，1996年是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专利“大豆”——抗“农达”(Roundup Ready)大豆（简称RR）——的种子生产商。

　　1995年，孟山都开始生产抗农达大豆。这种大豆从农杆菌中复制了一个基因，用基因枪将其嵌入到大豆基因组中。这使得这种转基因植物能够经受住非选择性除草剂草甘膦的喷洒。草甘膦是农达除草剂中的活跃成分，能杀死传统的大豆。邻近孟山都抗农达作物的任何传统大豆作物，都会不可避免地由于随风传播的污染而受到影响。一旦引入了孟山都的抗农达作物将自然而然大大促进它的传播。

　　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中的基因改变，意味着将杆菌形式的酶纳入到大豆作物中，使得转基因大豆免受孟山都的除草剂农达的伤害。农达就是美国政府用来清除哥伦比亚毒品作物的那种除草剂。

　　正因为抗农达大豆能够免受伤害，因此无论是大豆还是所有的杂草都可以喷洒“农达”，这样既杀死了杂草又能将大豆保留下来。通常，转基因大豆（与传统的大豆相比）单位面积的化学除草剂用量不但没有降低，反而需要更多，这样才能控制杂草的生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豆得到了大型农业综合种子公司的推广，成为全世界动物饲料的主要来源。1996年梅内姆总统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
　　在将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大批量引入阿根廷农业，以及随之配套地使用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的同时，（用美元计算）极端便宜的阿根廷农田被嘉吉（世界最大的粮食商品贸易公司）这样的大型外国公司、像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那样的国际投资基金、像西伯耳公司一样的外国保险公司和大企业股东收购一空。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是利润极其丰厚的买卖，因为到最后，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就会成为一种全新的、用工业化方式生产大豆的商业化农业的基础。阿根廷的土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种子的工厂。对于这些外国投资者来说，这个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生产转基因大豆不需要付出多少人力成本。

　　实际上，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当时成百万英亩的上等农田被银行挂牌拍卖。通常，用美元投资的买主都是外国公司和个人。小农场主卖掉土地后所得无几。有时候，如果拒绝出售土地，他们会受到恐怖武装分子或警察的威胁，逼迫他们让出地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自由市场改革大潮之中，廉价的进口粮食充斥市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最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

　　此外，播种转基因抗农达大豆种子和使用特殊的农达除草剂的农田，不需要进行常规的泥土翻耕。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转基因大豆革命的发起者开辟了广阔的堪萨斯式的农田，在那里，大型机械化设备可以日夜不停地工作，而且通常由GPS卫星导航系统遥控，甚至不再需要农民来开拖拉机。

　　利用免耕农作方式，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被当作对生态有益的东西兜售给阿根廷农民。实际上，它们绝对不是对环境友好的东西。

　　转基因大豆和农达除草剂采用一种称为“直接播种”（direct drilling，免耕法的一种称呼。——译注)的技术进行耕种。这种技术首先在美国采用，为的是节省时间和金钱。

　　“直接播种”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农场主才能花得起钱采用，它需要一种庞大的特殊机器，这种机器将转基因大豆种子自动塞到几厘米深的小洞里，然后填压上泥土。有了这种直接播种机器，数千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由一人播种。以前留下的作物残余秸秆就可留在田地里任其腐烂，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害虫和杂草与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一起生长。这反过来又为孟山都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可以在销售拥有专利的抗农达大豆种子的同时，销售其特殊的专利草甘膦，即“农达”除草剂。这种种植方法在使用几年之后，杂草对草甘膦显示出了特殊的耐药性，于是又需要使用更大的剂量或其他除草剂。

　　相比之下，传统的3公顷桃树或柠檬树需要70个到80个农民来耕种。

　　1996年，在决定许可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之后，阿根廷随后发生了一场革命，它被倡导者们赞颂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实际上，这是一场反革命，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式农场为基础的全国农业体系，被改变成了一种由一小撮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

　　梅内姆政府保证说，对转基因大豆种子将敞开国门。经过极度通货膨胀的岁月之后，阿根廷农民陷入了可怕的经济困境。孟山都公司乘虚而入，向渴望得到贷款的农民扩大发放“信贷”的范围，供他们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和农达除草剂，这是唯一对其抗农达大豆有效的除草剂。通过向农民提供必要的“直接播种”机械和培训，孟山都还使得最初向转基因大豆的过渡过程对农民更具有吸引力。

　　“阿根廷，给我大豆吧……”

　　阿根廷转基因大豆革命的结果，至少在一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被彻底改造了。

　　20世纪70年代，在债务危机之前，大豆在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中所占地位微不足道，种植面积只有9500公顷。在那些年月里，一个典型的家庭农场种植多种蔬菜和粮食作物，还养些鸡，有的还养有少量的牛，来生产牛奶、奶酪和牛肉。

　　在改种孟山都大豆和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四年之后，到2000年，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到2004年，面积扩大到1400万公顷以上。大型农业收割机械大量砍伐森林，并扫荡由当地农民占据的土地，以便为大豆种植提供更多的土地。

　　阿根廷农业的多样性——一垄垄玉米地、麦田和广阔的牧场——被迅速改变成了种植单一农作物的地区，就像埃及的农作方式在19世纪80年代被棉花取代并被摧毁一样。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阿根廷的农田，尤其是名扬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经到处是绿草如茵的养牛牧场，中间穿插着玉米地和麦田。农民们在农业与牧业之间轮作，以维持土质。采用单一种植大豆的方式后，由于对关键养分的过度吸收与消耗，这些土壤需要更多的化肥，而不是像孟山都承诺的那样需要更少。几十年来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游牧的牛群，如今被迫圈进了美国式的大型牛栏，以便为利润更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对转基因大豆影响有深入研究的阿根廷著名农业生态学家沃尔特?蓬科预言：“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这片土地恐怕在50年内不会再出产任何东西了。”

　　到2004年，这个国家所有农业用地的48%被用于种植大豆，其中90%～97%种植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毫无控制的转基因实验场。

　　1988～2003年间，阿根廷的奶牛农场减少了一半。破天荒第一遭，牛奶不得不以比国内高得多的价格从乌拉圭进口。随着机械化的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

　　在风平浪静的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国家之一。官方公布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1970年仅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30%。而到了2002年，又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约占3700万总人口的11%～17%。

　　在因国家拖欠债务而引发的全国性严重经济危机当中，阿根廷人发现，他们已经不能再依靠小块土地生存。这些土地已经被大片的转基因大豆所占据，甚至堵死了种植能维持生存的一般作物的出路。

　　在外国投资者和孟山都、嘉吉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支持下，阿根廷的大土地所有者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从无助的农民那里夺取土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根据法律，农民对土地拥有20年或20年以上的使用权,这一点无可争议。这种传统权利遭到了农业综合企业背后的新兴强大利益集团的践踏。在北部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广大地区，封建式的大土地所有者开始大规模毁林开荒，以便为大量种植转基因大豆开路。

　　农民们突然接到通知，他们的土地已经划到了别人的名下。通常，如果他们拒绝“自愿”离开，武装团伙就会偷走他们的牛，烧毁他们的庄稼，而且威胁他们还要吃更多的苦头。转基因大豆出口的巨额利润的诱惑酿成了全国各地围绕传统农作方式的暴力骚乱。

　　农民们一贫如洗,背井离乡，他们逃到了大城市边缘的新贫民窟，导致了社会动乱、犯罪和自杀，难以忍受的人口拥挤又导致疾病肆虐。几年之内，超过20万的农民和小农场主被逐出自己的家园，为大型商业化农业大豆种植商让路。

　　孟山都用欺骗手段进行征服

　　孟山都的勇士们仿效16世纪西班牙殖民征服者，发动了一场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战役,从而征服了这片土地。由于阿根廷的国家《种子法》并不保护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子专利，当阿根廷农场主在下一季再次使用其种子时，从法律上说孟山都不能要求他们支付专利费。的确，阿根廷农民出于自己使用的目的再次播种这些种子，不仅符合传统，而且也是合法的。

　　但是，收取这种专利费或者说“技术许可费”，是孟山都市场营销方案的核心。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农场主必须与孟山都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同意不得再次使用收获后保存的种子，并且每年要向孟山都支付新的专利费。这完全是一种新式农奴制。

　　持民族主义立场的阿根廷国会，拒绝通过新的法律授权孟山都通过由法院施加严厉罚款的手段来强制征收专利费。为了避开这种局面，孟山都玩起了另一个把戏。

　　为了在阿根廷扩展大豆革命,农民们最初以优惠条件购买所需的种子。在最初阶段，孟山都故意放弃“技术使用许可费”，以尽可能加速其转基因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的扩散，特别是尽可能扩大与这些种子一起使用的、拥有专利的草甘膦农达除草剂的使用。销售抗草甘膦种子的市场营销战略背后的险恶用心是，农民们被迫购买专门与种子相匹配的孟山都除草剂。

　　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经增加了14倍，而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种子的走私现象遍布整个潘帕斯平原，并进入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对于其种子非法传播的现象，孟山都公司却坐视不管。孟山都的合作伙伴嘉吉公司自己就受到了非法走私转基因大豆种子的指控，说它将转基因种子与非转基因种子混在一起，从阿根廷走私到巴西。有趣的是，在巴西人们将走私进来的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种子与后来因吸毒而接受治疗的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联系起来，称其为“马拉多纳种子”。

　　最终，在1999年转基因大豆引入三年之后，孟山都公司正式要求农民们为种子支付“延期专利费”，尽管事实上这一要求并不符合阿根廷法律的规定。梅内姆政府对孟山都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没有表示任何抗议，而农民们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孟山都正积极为下一次法律行动做准备。孟山都声称，收取专利费是必要的，因为它要收回用于转基因种子的“研究和开发”的投资。由此孟山都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宣传运动，目的是将自己装扮成农民们滥用和“盗窃”行为的受害者。

　　2004年初，孟山都紧锣密鼓地对阿根廷政府施压。孟山都宣布，如果阿根廷拒绝承认“技术许可费”，它将在进口大豆的地点诸如美国和欧盟强制收取专利费。在这两个地方，孟山都的专利都是得到承认的。这一措施意味着，阿根廷商业化农业的出口市场将受到毁灭性打击。而且，孟山都进一步威胁说，将阻止阿根廷销售所有的转基因大豆，并声称在所谓的“黑市”中销售的85%以上的大豆都是由农民们非法再次种植的。之后，阿根廷农业部长米盖尔?坎波斯宣布，政府与孟山都公司达成了协议。

　　阿根廷农业部拟成立一个由其管理的“技术补偿基金”。农民们不得不向粮食储运加工商或嘉吉公司等出口商支付几乎高达转基因大豆销售额1%的专利使用费。这种使用费在加工场所收取，农民们除了乖乖付钱之外毫无选择，因为他们必须加工自己的收成。然后，这笔使用费再由政府返还给孟山都公司和其他转基因种子供应商。

　　尽管农民们提出强烈抗议，但“技术补偿基金”还是于2004年底开始实施。

　　到2005年初，卢拉总统领导下的巴西政府也举起了白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首次使种植转基因种子在巴西合法化。政府声称，转基因种子的使用已经扩散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已经根本无法控制其蔓延。至此阻止转基因作物在拉丁美洲扩散的防线正在解体。到了2006年，阿根廷、巴西，加上由孟山都转基因大豆主导的美国，占据了世界大豆产量的81%以上，因而保证了世界上豆粉喂养的所有动物实际上都在食用转基因大豆。同样，这也意味着，混有豆粉的每个麦当劳汉堡包都是转基因食品，包括绝大多数豆类食品，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让他们吃大豆！

　　由于转基因大豆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阿根廷人可以获取的食物面临着急剧的变化。而且，普遍以大豆为主的单一作物农作方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受到2002年发生的全国性经济萧条的影响时表现得十分脆弱。以前在困难时期，农民甚至普通城市居民可以自己种植作物来求得生存。但是，在阿根廷农业转型为工业化的商业化农业之后，其情形就完全两样了。

　　结果是，由于经济危机恶化，饥饿遍布这个国度。由于担心粮食危机引发骚乱，在孟山都和嘉吉、雀巢、卡夫食品等国际大豆用户的帮助下，阿根廷政府向饥饿的人群提供免费食品。因此，用大豆制成的食品被到处分发，其中伴有培育更大的国内大豆消费市场的动机。

　　一场全国性的推广运动开始了，它鼓励阿根廷人用大豆来替代新鲜蔬菜、肉、奶、蛋等健康食物。杜邦农业科学公司建立了一个组织，并给它起了一个听起来很健康的名字“生命蛋白”，目的是宣扬人类应食用大豆，尽管原来种植大豆的意图是作为动物饲料。作为这场推广运动的一部分，杜邦向数千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穷人分发大豆强化食品。在所有国家当中如此众多的人口直接食用大豆,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到目前为止,阿根廷人在很多方面都成了活体实验品。

　　政府和私营公司大肆鼓吹大豆食物对健康有巨大的好处，可以代替牛奶或肉类蛋白。但是，这种宣传纯属谎言。它故意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以大豆为基础的食物不适合人类长期食用。而且研究已经证明，与用母乳或牛奶喂养的婴儿相比，用豆奶喂养的婴儿的过敏症发生几率会大大提高。他们并没有告诉阿根廷人，未经加工的大豆和经过加工的大豆均含有一系列有毒物质。如果大豆作为人们食物中的主要成分，这些物质会损害健康并可能导致癌症。他们绝口不提，大豆含有一种抑制剂——胰蛋白酶，瑞典人的研究已经将这种物质与胃癌联系起来。

　　在农村，大规模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的后果更是可怕。靠近庞大的大豆种植园的传统农业区受到了从飞机喷洒的孟山都农达除草剂的严重影响。在洛马森尼斯，种植各类蔬菜供自己消费的农民们发现，他们的作物因喷洒除草剂而被杀死，因为农达把除了经过基因改造能够“抗草甘膦”的孟山都大豆之外的所有植物都杀死了。

　　200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这种喷洒不仅杀死了附近农民的庄稼,他们养的鸡也死掉了，其他牲畜尤其是马匹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老百姓则因除草剂出现严重恶心、腹泻、呕吐和皮肤损伤等症状。有报告称，转基因大豆种植田附近产下的动物出现严重的器官畸形，香蕉和甘薯也变得奇形怪状，湖里突然漂满死鱼。有些农户报告说，邻近的大豆田喷药之后，他们孩子的身上出现了奇怪的斑点。

　　对珍贵的林地的破坏更大。这些林地被推土机推掉，以便大规模种植大豆，这种状况在巴拉圭附近的查科地区和永加斯地区尤为严重。森林的破坏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急剧增加的医疗问题，包括黑热病，这是一种通过沙地苍蝇传播的寄生虫病，治疗费用极其昂贵，而且会留下严重的疤痕和其他畸形。在恩特雷里奥斯省，120多万英亩(约48.6万公顷)森林到2003年被全部夷为平地，而到这个时候，政府才终于颁布毁林禁令。

　　1996年，为了说服疑虑重重的阿根廷农民使用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种子，这家公司大张旗鼓地宣称这是一种能创造奇迹的作物，声称其转基因大豆经过了基因改造，可以抗御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

　　这家公司向农民们保证，与种植普通大豆相比，他们将因此而大大减少除草剂和化学植保处理的使用量。由于农达实际上杀死了孟山都转基因大豆附近生长的其他所有植物，因此只需要一种而不是几种除草剂——至少孟山都的公关宣传是这么说的。信誓旦旦的承诺还包括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让绝望的农农们过上好日子,等等。毫不奇怪，这些宣传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事实证明，这些承诺纯属子虚乌有。抗农达大豆作物的产量要比传统大豆作物平均低5%～15%。而且，需要使用的除草剂要多得多，农民们发现，新长出来的有毒杂草需要使用比以前多两倍的喷洒量才能清除。美国农业部1997年以来的统计数字显示，抗农达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导致草甘膦的使用量增加了72%。

　　根据农药行动网络组织的资料，科学家们估计，为了获得抗除草剂属性而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植物，实际上将导致除草剂的使用量增加两倍。由于农民们知道他们的作物可以经受住或抗御这些除草剂，农民们往往更加放心大胆地使用除草剂。而对于用含有农达除草剂的大豆原豆喂牛所产生的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孟山都公司从来没有进行过严谨的、可验证的独立试验。对于人食用后的不利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化学药剂使用量的增加导致了比使用非转基因种子更高的成本。

　　但是，等到阿根廷的农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到2004年，转基因大豆已经在阿根廷全国扩散开来，使用的种子都需要依靠孟山都的农达农药。我们再也无法想象出比这更完美的束缚农民的手法了！

　　然而，阿根廷并不是转基因农作物计划所针对的唯一国度。阿根廷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历经几十年形成的全球计划的第一阶段，这个计划其规模之大绝对令人震惊和害怕。

摘自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八章 煽风点火 策动世界“粮食生产革命”

书摘：威廉•恩道尔：美国打响“粮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