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融危机的根源：贫困的衰退和资本的繁荣

美国这场经济危机，源于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的一些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是：贫富悬殊急剧扩大，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的一个巨大特点就是金字塔顶尖的过度“繁荣”，和广大的中下阶层的的持续衰退。美国当选总统的经济顾问把它称为“宁静的衰退”。这种以收入不公为核心的二元结构是这次危机的真正黑手。

第一节 “宁静的衰退”

1。“里根革命”--政府和市场

历史是今天最好的注释。为了了解这场“宁静的衰退”，让我们把镜头从当前的金融风暴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981年8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经济恢复税收法案“。这个条例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削减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它体现了里根的经济理念，决定了美国未来近30年的经济命运。这一天，”里根革命“正式开始。美国从此进入一个政府干预减少，市场原则之上的漫长过程。

史称这一天开创了美国经济的“新时期”。但是，这一天也是美国迈向向金融危机的第一步。

而要要理解”里根革命“就必须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那场危机改变了资本主义内部对市场的看法。正如凯恩斯说的，市场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均衡的，虽然它在长期中能实现均衡，然而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这种论断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否定了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均衡的信条，开启了西方包括美国在内政府干预经济的新体制。美国经济自罗斯富”新政“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引入了大量的政府干预和政府管制。“新政”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用更为强大的政府力量限制资本过度的盈利冲动，纠正市场短期的不均衡，调整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通过政府的干涉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公正。“新政”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是核心是政府干预，而干预的核心是财政手段：包括税收和福利。大萧条后美国长期实施高税率政策以支付巨大的社会福利开支。联邦所得税最高税率不断上升。在二战其间曾高达90%。在上世纪70年代依然为70%。这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和估计的数字，美国大萧条的1929年，基尼系数是45。0。”新政“以后逐年下降，47年为37。6，以后徘徊在37-39之间。

对中下层的公正，在有些人看来就是对富有阶层的不公公正。基尼系数下降和稳定的代价是高税收。

这就是”里根革命“的切入点。和其他新自由主义推行者一样，里根反对把财政手段当成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因为，任何财政干预都直接间接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里根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问题本身”。他要小政府。而小政府的一个核心，就是减少政府的税收，减少政府的财政干预。

财政干预的核心是分配政策。而其分配政策的核心是“两减”减少税率，削减社会福利。在里根时代，美国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70%降低到28%。与此同时，里根大幅度的削减社会福利，大幅度削减联邦的教育，医疗，食品救济等社会支出。在他的任期内，他砍掉了约1000个由联邦资助的福利项目，他的政府还将成千上万的残疾人从社会福利的残障项目中清洗出去。他拒绝提高最低公资。在扣除物价因素后，真实工资在里根年代降低了27%。他对工会持强硬态度，在一次政府雇员的罢工中，将罢工参与者全部开出。

从里根到现在的28年里，虽然其间有克林顿的8年，但是克林顿的政府是走“中间路线”政府，在相当多的程度上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克林顿曾经宣称”大政府的时代过去了“。所谓大政府，小政府是针对政府干预而言的。小政府在美国只不过减少政府干预的代名词。克林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新自由主义的做法，但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进入21世纪，美国经历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减税，导致美国的财富不公在21世纪急剧增加。

2。急剧扩大的剪刀差

片面强调效益，强调市场，降低政府财政手段对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这者，必然使社会财富分配的重心向资本偏移，必然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特点。

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表面上解放了市场刺激了投资，实际上减税是对富人而言，削减社会福利是针对穷人。这是一种不对称的政策手段。在这28年中，市场在收入和财富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市场场选择在富余级层和中下阶层间制造了巨大的机会差距。结果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急剧扩大。到了1984美国成了西方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目前美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

从80年代以来，资本和劳动回报率的剪刀差在美国越来越大。最需要工资增长的那部分人的工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美国“经济技术(Economic Technologies)”2007年2月的一项报告显示，近几年，资本回报率逐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劳动力甚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的报酬则出于历史最低水平。在这28年中，实际最低工资(扣除通货膨胀以后)在这30年里几乎下降了50%。据财经时报报导，美国1987-1989，美国最富的5%的家庭的收入是最穷的5%的家庭的9倍，到了2004-2006年达到12倍！在这28年中，中产阶级的工资增长远远低于劳动生产利率的增长，正如欧巴马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Jared Bernstein)所指出的“劳动者不再能得到他们在工作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

从80年代以来，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据财富杂志公布，在1981美国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富翁约有13名，88年达到68名，截至2007年3月美国有400多名！在1981年，宝塔尖的1%拥有拥有20%的社会财富，到了2007高达40%以上；最富的5%的人口占有超过50%的社会财富，-占人口40%的下层人口只拥有1%的社会财富。

美国加州贝克来大学的(Emmanuel Saez)把美国目前的这种财富差异与30年代大危机前夕作了比较，认为,目前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几乎与大萧条前夕一致甚至还超过。在过去几年，美国的平均储蓄率几乎为零。富有阶层的财富不断扩张，意为着中下阶层的财富成负增长。

3。社会福利的市场化私有化

从80年代以来，美国对社会福利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构，通过市场化和私有化将大量的社会福利支出(如医疗/教育/退休)转移给中下层。

美国自80年代以来对医疗卫生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美国”卫生和社会政策杂志(Th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Policy)“在2006年2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N)指出”与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和政治重建相一致，美国医疗卫生体系自80年代开始了重建“。这一重建的核心是引入市场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迅速速放弃了医疗卫生是公共服务的性质，而将其转变为商品‘。而“撤散社会福利体系的重点是通过将传统的公共服务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把从前非盈利机构的医院，卫生保险公司改变为由利润推动的机构“。在这28年里，医疗和卫生保险被大规模市场化产业化。医疗和保险业的主要动机不是社会的健康水平，而是获得最大的利润。这个体系有一种逆向选择，将大量急需医疗的人拒于门外。例如这个系统把人口分为不同的风险组，对高风险组收取高额保费，并将某些高风险的人群拒之门外。这些所谓的高风险人群有某种病史的病人。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仅仅因为染上了某种病，医疗成本比较高而被拒保。美国有大约60%的人同过雇主购买医疗保险，大约24%的人为政府计划覆盖(主要是65岁以上的老人)，剩下16%(4千万)没有医疗保险。这16%的人，要么是无力购买保险，要么是被保险公司拒之门外，几乎都是低收入家庭。今天美国的总医疗支出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美国人的健康状况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有人做过统计，由于缺医少药，非裔美国人的期望寿命相当与落后的的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寿命。美国医疗体系重组的另一个结果是个人开支比重极大。在发达国家中，政府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75%，美国只有45%。而且美国人均私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是发达国家平均的五倍。总之，80年代以来的医疗卫生体系的重建，导致了卫生资源分配差距加大。

教育是导致收入不公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为了引入竞争，美国自80年代对教育同样实施了大规模的非管制化和私有化。联邦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对下降。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支出从1980年占总支出的5，6%下降到2006年的4。8%；联邦政府的教育支出从1980年占政府总的教育支出的20%，下降到2006年的14%。大量度公共资源被转移到私立学校，大量的教育支出被转嫁到地方政府身上。结果导致教育的两极分化。在美国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免费教育。由於小学中学教育在美国都是地方管理，由地方税收支撑。学区的贫穷和富余，决定了地方税收的多少；地方税收的多少，决定了学校财政的好坏，从而决定了学校的质量的好坏。许多贫穷社区，资金缺乏，校舍破败，设备落后，质量低下，导致了贫穷的恶性循环。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的降低，美国大学教育费用不断飞速上涨。美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t. of Education)2004年公布的美国平均学杂费(Average institutional charges for tuition and required fees)报告中指出，从1993到2004年间，美国公立大学的学杂费高于物价的4%，私立大学3。5%。近几年高校学费更是急剧攀升，许多中下层学生不得不靠举债求学。

自30年代大危机以后，美国企业开始为雇员提供有担保性质的退休计划。雇员在退休以后，可以按工龄和工资水平拿到较为丰厚的退休金，不受资本市场的影响。支付方式既可以一次性，也可以按月支付。这种退休计划在企业的平衡表上是一种债务。自8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这种退休计划也被市场化。企业出于资本盈利的动机，开始规避这种债务。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企业已经取消了这种传统的退休金，而代之以雇主和员工共同出资的共同帐户。员工为投资的风险负责，投资回报由市场决定。

4。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自“里根革命”以来，劳动者面临着社会福利减少和真实工资下降的双重困境。社会福利实际上是政府通过强制性干预通过对资本征税和政府支出的方式将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社会化。由政府公权力来承担一部分许多劳动者无法承担的再生产成本。政府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其的目的是减少劳动者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社会福利降低，传统的由社会福利支付的那一部分开支被转移给了劳动者。由家庭负担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的则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工资应当相应上升以填补由于社会福利降低而转移给劳动者的那一部分额外的再生产成本。但是，劳动者面临的现实是，在社会福利降低的同时，工资也持续降低。这种双重降低导致劳动力的价格长期低于价值或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约43%的美国人每年的支出高于其收入。

中下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在GDP大幅度上升的时期处于长期的衰退。这就是“宁静的衰退”的实质。克林顿后期期的财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Lawrence Summers)最近指出，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的危机是美国最严重的长期的结构性危机”。欧巴马的竞选中的经济顾问，(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经济学家(Jared Bernstein)指出：“你不得不质疑当大多数人的收入在这么多年来处于停滞或下降的时候，关于经济增长的传统计量方式有什么意义。”

人们开始质疑经济的这种增长模式。

5。中下阶层依靠债务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中下层的出路在那里？

为了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如不敷出的劳动者不得不依靠信贷度日。这就是消费者债务上升的根本原因。消费者债务只不过是弥补工资和劳动力价值间的差距的手段。这就是消费者债务扩张的根本原因。有人指责美国消费者，指责美国的消费模式，是寅吃卯粮。其实，寅吃卯粮是美国中下阶层的生存手段。金字塔尖上的富有阶层而言他们的财富在迅速增长，谈不上寅吃卯粮。

大多数美国中下层靠借贷度日。截至2007年底，消费者债务(不包括房地产贷款)总额达2。9万亿美元。其中37%为信用卡，63%为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没有这些债务，美国的低收入家庭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如果加上房贷一数字高达13。8万亿美元。除去房贷，平均每个美国人的个人债务高达16，635美元。这意为着一个三口之家的债务(不含放贷)几乎达到50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家庭一年的收入！(美国人口统计局2007年代调查显示，美国典型中等家庭的年收入是50,233.00，最低20%的家庭，年收入不到20000美元)。如果假定到富有阶层欠下的的消费者债务远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那么中下阶层的债务状况实际上更加严重。

在两亿多大美国人中，有大约1。64亿信用卡持有者。而这些持有者总共持有大约13亿信用卡。平均一位持卡者拥有9张卡。这些债务都是高利贷，平均年息高达13。54%(联邦短期利息不到3%)。然而，依然有大约有1/6的家庭每月只付最低限额。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长期的低利息和大量的廉价资本涌入，美国出现了持续的资产泡沫，房价持续攀升。许多中下层在市场和某些贷款机构的错误诱导下，将投资房产当成支撑消费的重要手段。在房价上升时期，消费者通过再贷款，将房价升值的部分提取出来以支撑日常消费。对于收入低下的中下层而言房子成了消费提款机。在危机以前，每一年消费者通过这种方式，将数以几千亿的现金提取出来以弥补收入不足的部分。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07年1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97到2006年，消费者每年从房价升值中提取约1300亿-4600亿美元的现金以支撑消费。鉴于美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状况，完全可以估计，这每年几千亿的房价套现主要是中下阶层。换句话说，中下阶层每年的收入赤字高达几千亿美元。

收入不公，中下层依靠债务补偿收入不足，这就是理解次贷危机的关键。加上金融自由化，金融资本过度的追求高风险，高回报，就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只是结构危机的一次总爆发。这次总爆发表面，美国自八十年代以来，以牺牲中下阶层利益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盈利模式走到了尽头。

6。美国教训的几点启示

1)“蛋糕理论”的破产。“蛋糕理论”认为，只要把蛋糕作大了中下层收入问题迎刃而解。美国的历史教训否认了这套理论，这场金融危机宣告了这套理论的苍白和破产。按当时的美元价值计算，1981年美国GDP为3。3万亿，2007年达到13。8万亿。2007年GDP的货币数量几乎为1981年的4。4倍。蛋糕是大了许多，但是，以上的数据表明中下层的蛋糕份额不断的降低。蛋糕作大不仅没有自动解决收入不公和贫困问题，甚至还扩大了贫困问题，甚至导致了经济危机。美国大多数人对这种只注意作大蛋糕的经济增长早已方式厌恶。许多民意调查发现，有75%的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路上。美国民心已变，民心思变。只要你看一下奥巴马当选当晚芝加哥市上百万人的庆祝活动中表现的激动，热情，和希望，你就会了解大多数美国人急于求变的思想脉搏。

作大“蛋糕”本身没有错，它错在认为作大了的”蛋糕“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解决贫困问题。我们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不断增大的蛋糕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并存，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和不断加深贫困并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政府干预。对于那些生活在绝对和相对贫困中的人们，作大了的蛋糕有什么意义。中国对付危机的根本措施应当是在作大蛋糕的同时，下大力气尽快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

2)。市场和二元经济。美国教训第另一点启示是，经济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无法依靠市场来解决。美国近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表明，放弃政府干预，市场自身不仅不能解决经济二元化的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一问题。为们中国存在严重的经济二元化，但是解决解决二元经济问题的关键不是市场化，而是政府介入。政府必须公正廉洁，必须强力介入解决收入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在解决贫富悬殊的二元经济结构时是无能为力的。不仅如此市场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它只会加深而不是缓解二元经济结构。中国在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时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举措。当然，也有一些可圈点的地方。

中国当前致力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如果成功，则功在千秋。但是，有人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提出的思路则可能与愿望背道而驰。寄希望于进一步的市场化，甚至土地，土地产权的市场化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把广大的分散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放到市场经济的暴风骤雨中，会是什么后果呢？这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二元结构，导致整个社会更严重的二元分裂，甚至对立。到了那时候，社会矛盾将进一步激化。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在农村。假如大部分农村人口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流离失所，那中国将进入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

土地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本身并不是一定是先进生产力的标志。中国历史上那个历史王朝的末期不是土地大量集中，生产规模在低水平上的极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