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作证。格林斯潘当天说，住房价格稳定是目前金融危机终结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这可能是“未来很多个月”都不会发生的事情。 新华社/路透

    当今世界，高举自由资本主义大旗的自然是美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被学界称为“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与莱茵式资本主义（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称为当代世界两大资本主义模式。

    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它崇尚极端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行最保守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极力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多市场自由竞争，少政府干预调节，高效率少赋税，企业融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唯股东是从，唯赢利是图……这些概括虽难以穷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可勾勒其基本轮廓。

    对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飓风”，是一股强大的“腐蚀性”力量。如今看来，这一“腐蚀性”力量，不仅“腐蚀”了华尔街，“腐蚀”了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更“腐蚀”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

    次贷危机发生之初，美国官方固守自由主义信条，任由市场调节以解决资本主义失衡问题。在危机不断蔓延期间，政府犹半抱琵琶，对市场的介入举棋不定，对贝尔斯登与雷曼兄弟的“顾此失彼”就反映出当局投鼠忌器的复杂心态。但是，当危机随着市场信心的不断重挫而愈演愈烈时，美国政府在强大压力下大手笔介入市场，直至效法英国的国有化“极端”举措。由此，有不少经济学家大胆断言，美国政府大范围、大力度介入市场标志着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

    人们不禁要问：长期以来被美国鼓吹“具有无比优越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何眨眼间就轰然坍塌了呢？笔者认为，这与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紧密相关，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密切相关。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一大弊端是：群体的非理性。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在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的理性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他强调，“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是有原则的，是受到诚实信用、公正、公平等市场规则(法律、制度、规范)所制约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是古典自由主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跨越真理，哪怕只有半步，也会使真理变成谬误。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不只是“半步”，而是“一大步”。新自由主义不断乃至无限夸大个人理性，主张极小化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极大化个人经济自私，认为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社会现实反复表明，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带来群体的非理性。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缺乏警察与适当监管的十字路口，往往容易形成拥堵。道理很简单，每位驾驶者都按照自身的逻辑争取在最佳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在这里，个人理性的集合，完全有可能形成整体非理性的无政府状态。正是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为了个人、眼前的经济利益），才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金融灾难。在美国引领下，各个国家的个体理性导致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困难，多边体制式微，“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如今，金融危机呼啸而至，各国都在力求自保，各扫门前雪，这应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结出的国际苦果。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二大弊端是：自由的不对称性。近读报纸，有一题为《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名而行》的文章颇有味道：美国式自由，已经慢慢沦为失医的自由（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接近第三世界水平；婴儿死亡率世界倒数第29名）、饥饿的自由（救济粮券长期存在，2007年增至2600多万人）、流浪的自由（无家可归的露宿者2000年已有350万，最近因危机激增）、赤贫的自由（有近3成就业人口生活在贫穷线的8成以下）、暴力的自由（2006年底美国有720万人坐牢或假释，即31个成年人便有1个在服刑，世界之最）。

    在美式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是富人的自由。资本与富人的完美结合就是银行家，因此美式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银行家的自由，是华尔街的自由。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与力量制衡，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成功冒险，获取巨大收益。作为职业经理，作为美国政治的后台老板，他们无论在机构还是国家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解释者，他们为自己安排了“黄金降落伞”，即使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失而使自己所服务机构出现严重亏损，也可以在离职时拿到丰厚的“补偿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所折射出的无处不在的道德风险，反衬出美式自由的不对称性与虚伪性。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三大弊端是：“无形之手”的危险性。自由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能够进行自我纠偏，认定市场的“无形之手”要远好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极力主张社会经济任由市场进行调节，反对政府干预。但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市场垄断出现，经济自然呈现两极分化，经济分化带来社会分裂与政治对立，危及经济与社会繁荣。而这恰恰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理想社会目标相反的结果。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提高，市场自我纠偏的代价越来越大，这种依靠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乃至出现经济金融严重危机来进行纠偏的剧烈调节方式，已经成为一国社会、政治难以承受之重。而且“无形之手”作用下的“市场失灵”越来越频繁，投资者与消费者在持续打击下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弱，金融市场震荡越来越剧烈。

    自由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一直反对政府的“有形之手”替代市场的“无形之手”，但是有趣的是，它却热烈欢迎政府以“有形之手”来维护“无形之手”，包括削减社会保障与福利、削弱工会与减少对劳工市场的保护等等，以维护资本、富人的利益。代表金融寡头的美国政府，在里根当政时期就曾对工会罢工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博得资本与富人的支持与喝彩。

    如今，金融危机不仅重伤美国，而且波及全球，“隐形之手”失败了，华尔街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美国吞下了自己生产的苦果。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意味着美国民主价值的终结，那么，此次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国有化”救市举措则清楚显示，美国自由价值的大旗已经从旗杆上滑落。多年来美国不惜侵犯别国主权、违背别国意愿而大力推行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问题多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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