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
　　江涌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秩序的影响
　　国际经济力量多元化已成为一个事实，国际经济格局已经改变而且仍在改变，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旧。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资本主义价值为核心的系列制度安排与行为规则。
　　我认为这一秩序势必也要发生改变，这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加大，特别是欧洲受危机影响较大，其中紧紧追随美国的国家（如几个岛国）损失更大，而欧洲大陆由于坚持自己的“莱茵式资本主义”，损失相对较小。但是无论如何欧洲已经被美国拖下了水，窝火之余，便发起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要改变这一秩序。但是，应当注意到，欧洲这种挑战是体系内的，它们不可能打破这一体系，因为它们也是该体系的受益者、国际现行秩序的受益者。所以，这个所谓“挑战”实质是“茶壶内的风暴”。这与俄罗斯、巴西、印度还有南非等新兴市场所提出的改革倡议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俄罗斯提出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秩序。日本多年来一直受危机的纠缠，经济持续低迷，但是金融机构磨剑砥砺，逐渐恢复昔日的活力。美国发生金融危机，野村证券等日本金融机构“趁火打劫”，大肆收购美国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意，日本人买的不是资产，而是业务部门，积累与强化日后与美国金融机构竞争的实力。国际媒体评论，日本人出手相当精准，这不仅将改变华尔街的格局，也会对国际金融格局造成影响。G7的协调机制早就不太管用了，如果管用的话，也用不着G20了，也就用不着大张旗鼓搞全球金融峰会了。
　　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未来应当会有所变化。现在，经济自由派一直所推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使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这个号称经济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也强调应该加以反思。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美式的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完结了，资本主义还是有生命力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不会有根本性改变，资本主义会自我更新，去寻求一种新的模式。就目前来看，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变主要是国际金融秩序的改变。我们现在遗留的金融体系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既享受权力也承担义务，即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但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只享受权力不承担义务。此次危机完全由“美国制造”，世界各国要求美国来承担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也是在这一体系内部进行。由于国际力量的消长需要时间，相关力量的博弈是一个过程，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旧的有序到新的有序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将伴随着无序和半无序。因此，国际金融动荡、世界经济低迷的长期性恐怕难以避免。
　　（二）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一超多强”的格局还会延续，“世纪大危机”必然会削弱美国的软硬实力。因此，一方面，“一超”会放低身段，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接受了欧洲提出的协商提议，未来奥巴马政府也强调协商合作；另一方面，“多强”实力会增强，特别是新兴市场的力量将更加凸显，但是具体是哪个国家还不好说。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格森这样提醒，这场危机没有赢家，俄罗斯和中国也不可能笑到最后，“评论员在预言美国衰落之前总是应该三思一下，美国过去也曾经历过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并且摆脱危机后地缘政治地位得到了加强”。美国总有这样的能力，“在美国受影响的时候，美国能让对手受到更大的影响”。我的解读是，美国在受伤的时候，可以使对手遭受重创；美国遭受重创的时候，可以使对手消亡。想让国际政治格局短期内发生很大变化还很难，美国还有能力维持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有不一致的地方。美国在维护政治格局上的力量比在经济格局上更大一些，因此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内不大可能在政治格局上体现出来。
　　（三）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霸权的影响
　　美国霸权的四大手段为：（1）强大的军事，特别是海军；（2）领先的科技，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链中处于顶端；（3）极具竞争力的金融，金融不仅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本身已成为霸权的重要手段；（4）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国际规则，这是美国软实力的体现，美国直接从国际规则中兑换利益。
　　危机重创了美国的金融实力，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原来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图腾”，也是美国金融力量的象征，现在一夜之间蒸发了，这当然重创了美国的金融力量。现在身为黄皮肤的日本人杀入了长期由白人掌控的华尔街，儒教文明渗透到基督新教文明，华尔街的变迁只是国际金融格局变迁的一个前奏、一个缩影。现在美国金融业正进行大收缩，回到传统的以放贷业务为基础的商业银行，这并不是美国的强项，而是日本和德国的传统优势所在。新兴市场的主权财富基金也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国际金融格局如今在微观和宏观上都在进行较大的调整，整个国际金融力量的格局将有较大的改变。美国必须要放低身段来倾听盟友们和其他国家的声音，其主导国际金融规则的能力将有所削弱。近年来，美国的科技创新不断放缓，经济加速虚拟化，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转向虚拟经济，转向金融创新，因此美国在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少有大的作为，不再引领世界高新科技产业。现有的统计数字也显示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萎缩得比较严重。如今，美国唯一没有损伤的就是军事力量。正因如此，兰德公司认为拿850亿美元去救美国国际集团（AIG）还不如发动一场战争。美国在赤字不断增加、经济持续萎缩的情况下，其国防开支却还在增加。未来，美国即使不发动局部战争来转移视线、模糊焦点，起码也会用绝对的军事地位通过耀武扬威来威慑世界，显示美国仍然是全球霸主。但是从长期来看，美国硬软实力的衰弱必然带来军事实力的衰弱。
　　（四）金融危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1.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未来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机遇期的前提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是，目前的金融危机在不断地恶化，并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趋势，实体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的外贸出口下降，整个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明显恶化。这与我们原来对于“战略机遇期”的谋划有明显的落差，因而对于我们和平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
　　2. 虽然美国霸权的实力有所衰弱，但是其谋取霸权和从霸权中获取利益的意愿不会减低。现在美国的实力削弱了，那么其谋求霸权的方式将有所改变。原来美国通过领先的科技从国际分工中“赚钱”，如投资、贸易；从它主导的国际规则中直接“拿钱”，如美元铸币税；近年来，不择手段地“偷钱”，如美元大贬值；“骗钱”，次贷危机充满了道德风险；甚至直接“抢钱”，如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实际就是明火执仗去抢钱。早在1990年乔治?布什发动波斯湾战争时，民主党政策顾问特德?迪克就指出：“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存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之名，悍然发动对伊第二次战争。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退休后著书《动荡时代：新世界中的冒险》坦言，美国就是为石油而发动伊战。美国这种霸权手段与方式的改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肯定会有影响。奥巴马说：“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而是竞争对手。”从国际关系来看，美国最重要的潜在对手注定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美国不择手段谋取霸权利益，竭尽所能打压竞争对手，因此未来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会更加复杂。
　　3. 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策略。与欧洲国家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较，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失不算太大。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本来我们的直接损失可以更小，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比如我们早就有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的预案，包括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明显增加战略物资储备，但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相关谋划最后都没有做到。因此，才有今天的重大损失，尽管与有些国家比，相对损失不算太大，但是我们的绝对量也很惊人。当前，美欧等国高度称赞、肯定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我认为，忽悠的成分很大。尤其是美国，很实际、很实用，它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需要中国继续增持美元证券资产。我们应当头脑清醒，中国外汇储备是几十年辛苦积累下来的，与庞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力量相比，微不足道。国际金融市场每天的金融交易就高达数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有数百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深不见底，贸然出手徒增中国自己风险。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引擎、地区金融稳定之铆，因此中国搞好自己的经济，稳定自己的市场，就是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4.很多人担心，金融危机持续，美国霸权衰弱，国际经济若陷入无序，对中国没有好处，这个判断似乎没有错。但是，从长远、战略高度看，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易经》有言“群龙无首，吉”。尽管目前的国际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仍有“剩余价值”，但是如果能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对中国则更具有战略价值。因此，我们应当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如果我们判断，现行体系不能有大的改变，那么改革可以在体系内修补；如果能够有大的改变，我们则要积极推动其改变，因为国际经济力量的多元化合乎中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中国的崛起。
　　5. “危”中有“机”。目前的一系列危险中存在着机遇，当然也存在着挑战。我的判断是“总体上挑战大于机遇”。因为“机遇”是潜在的，在金融危机深不见底的情形下，还充满着风险，而“挑战”是现实的，是越来越急迫的，必须直面的。通过一系列实地调查，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寒冬即将到来。当下急需应对的就是企业倒闭潮，原来企业倒闭是由于出口退税降低、环境成本与劳动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以及信贷紧缩等，最近的倒闭原因则是企业没有订单，没有市场，这会更加残酷。现在，政府都在努力，或给予财政支持，或放松信贷，中小企业融资会更加便利，但是这些办法实际上都不会有多大实际功效。因为企业没有订单，产品没有市场，融资便利又有什么用。在素有“外贸风向标”之称的广交会上，中国出口的主导商品的成交量均有明显下降，很多商品成交量只有去年的1/3。我们一些学者、一些谋士，把目前中国经济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困境描绘成“是机遇”，“是升级换代的机遇”，有的地区还大肆宣扬是“腾笼换鸟”的机遇，现在的问题是笼子空了，但是没鸟。当初日本升级换代取得成功是因为，日本政府与相关大企业都有战略眼光，尤其是在技术创新上做足了工夫，“生产是一代，储备二到三代，研发四到五代”。“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但中国的企业没有这种准备，既没有技术准备，也没有人才准备、资金准备，何谈升级换代？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挑战显然是大于机遇的。
　　但是，在金融领域“危”中也有“机”。从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经济小国（像新加坡、冰岛）要办大金融机构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风险太大。冰岛的银行坏账是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好几倍，银行破产意味着“国家破产”。如果花旗银行只属于纽约，那么花旗出了问题，纽约也会破产。但是，花旗属于美国，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来说，花旗银行资产所占比例是比较低的，美国有实力支撑花旗这个巨型金融机构。经济小国甚至是一般中等国家必须“出让”大型金融机构，这给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加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升值、金融市场开放以及其他承担“大国责任”等诸多压力，如今美欧不仅自顾不暇，而且积极笼络中国，向中国示好，这使得中国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对外拓展的机会，进行战略谋划的机会。中国金融机构可趁机“走出去”，到非洲、拉美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后院”，为中国跨国企业的扩张铺路搭桥。此外，纽约尤其是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新加坡作为地区金融中心，势必因大危机有所削弱，这为上海与香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新机遇。
　　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当今资本主义有两大发展模式，即“莱茵模式”（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为代表）与“盎格鲁—亚美利加模式”（以美国自由经济为代表），“莱茵模式”早就因为缺乏活力而被美国嘲笑为“老欧洲”，如今一度生机昂然的“盎格鲁—亚美利加模式”也不行了，因此国际社会将视线转向了中国，有不少舆论认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或许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无疑也是有帮助的。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与启示
　　江涌
　　《国有资产管理》2009年第1期

　　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危机，也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由于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因此其产生的冲击波巨大而持久。凡是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化的国家与地区，都无法置身事外，越来越开放的中国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其经济安全随着危机的恶化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一、宏观层面：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与经济发展思路的谋划
　　美国是当今资本主义的心脏，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是中国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融资市场与投资来源地。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越来越广，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深，对美国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宏观领域最为突出的当是中国战略机遇期与经济发展思路的谋划。
　　（一）战略机遇期的外部环境恶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引领的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着差异。当美国经济走向衰退之际，中国经济却欣欣向荣；而当中国经济出现着陆迹象后，美国经济却持续向好。这种互补性较好地分散了中国经济的风险，也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越来越大，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深入，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周期越来越趋于一致，在世界经济遭遇困境的情形下，中国经济能够独善其身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中国越来越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以“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的前提是“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但是，美国的世纪金融大危机仍在延烧，正在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方向，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有效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途径与方式、承担国际义务等国际行为都将有相应的改变。
　　最为直接的影响是，美国金融危机加剧国际金融动荡，世界经济放缓已成定局。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外经济交往势必受到严重影响。多年来，出口与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投资、消费一起构成拉动中国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出口正迅速放缓而且仍将出现恶化态势，消费者与投资者的信心普遍不足，加上社会经济中潜藏着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与矛盾，正使中国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是现在看来，由于沉淀在社会经济中的一系列矛盾未能得到有效缓解，新的问题则蜂拥而至，因此不难预言，未来的中国经济会更加困难。
　　美国霸权实力已明显衰退，但从霸权中获取巨额收益的意愿不减，因此放任甚至制造世界经济动荡以火中取栗，已成为美国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以自由贸易之名，施压他国放弃农业补贴，而自己用于农业补贴每年达150亿美元，导致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破产。为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美国积极发展生物燃料，此举非但未能有效稳定国际油价，反而导致世界粮价高涨。美国一直拒绝欧盟要求加强对对冲基金监管的倡议，一意孤行，利用不受监管的金融创新，向世界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美国不断鼓吹、推销自由经济，但美市场保护主义越来越兴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频繁，双重标准错乱国际经济秩序。新当选总统奥巴马认为，中国“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如何应对、抑制美国这个头号竞争对手将提上美国政治的议事日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将明显趋于复杂。
　　（二）“以美为师”的经济发展思路走到尽头
　　“中国为什么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国开放？”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那里，思路清晰、简单——“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通过不断推进改革与开放，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后来一些食洋不化的人士狗尾续貂，几乎全盘抄袭美国模式——股东资本主义，片面强调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股东利益，忽视社会责任与国家利益，高薪但缺乏道德与法律约束的职业经理，低社会保障与福利等等。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在大学讲坛上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美国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并美其名曰这是低成本与高效率的“后发优势”。
　　如今，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规模干预市场的行动清晰表明，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美国自己所抛弃。透视此次金融海啸，不难发觉：凡是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如冰岛），与美国关系越紧的国家（如英国），对美国经济依赖越大的国家（如阿根廷），受伤就越重。多年来，在“经济共生”的导向下，中美两国经济关系似乎日益密切，但是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单向依赖前所未有，这就是美国城门失火，中国难免池鱼之殃的缘由所在。
　　由于与美国存在发展阶段差异，美国侧重的是虚拟经济，中国主要是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中国经济的严冬还没有来临，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恶化与世界经济的放缓，肯定会到来。有人不免要问，美国的“今天”出了严重问题，中国还有“明天”吗？因此，中国要描绘与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就必须告别所谓的“后发优势”，坚定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集约式增长与内需主导的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二、中观层面：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影响最大、启示最深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都易于产生泡沫的产业，而华尔街通过金融创新把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住房金融体系，由此创造出规模更大、色彩更斑斓的泡沫，由此住房金融体系也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中国的金融业与房地产业远不及美国发达，但是由于在不断复制美国的发展模式，因此所积累的金融风险不容小视。
　　（一）金融利益集团魔法无边
　　科技创新是美国生产力不断提高的重要动力，也是美国高居国际分工“金字塔”顶端、分享国际最优厚利润的重要前提，是美国领先世界各国的重要依托。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科技创新也越来越转向虚拟经济——服务领域。虚实结合的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应当是美国科技创新大转折的重要体现。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在现代产业领域很难看到美国的重大创新，由此而继续引领世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美国是当今世界垄断资本发育最成熟、最发达、也最有力量的国家。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文中早有论述，“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已经给列宁的论断做了最新也是最清晰的注解：多年来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旋转门”十分便捷通畅，华尔街经理与华盛顿官员的身份转换既多又频，商僚与官僚一体，形成纵横交错的官商勾结网络。如此，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形同虚设，金融寡头为所欲为，主导美国国家政权，主导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然而，金融寡头将美国的创新引上了邪路。美国的智力、物力与财力纷纷集中到金融领域，各类金融机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近乎不受任何监管的金融创新如火如荼，设计、制造、流转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这些产品连美国金融监管者以及诸多金融行家里手都不甚清楚其结构与功能，但是美国凭借在科技创新上的一贯的神话与光环，使金融衍生品同样套上了“美国制造”（等于“高精尖”）的外衣，世界争相购买持有。熟知美国的科技创新已走火入魔，他们创造了“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巴菲特语），由此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敬仰与无限神话。
　　中国一直在复制美国金融发展模式，不仅在鼓励金融机构积极从事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上，也不局限在独立的与高杠杆运作的投资银行上，高薪但缺乏约束的职业经理，滞后的监管思路，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金融中介也亦步亦趋等等。如今，美国模式出现严重问题不得不改弦易辙，中国当然要进行调整。中国金融业早先是在美国压力下不断开放，而后在美国的多方引导下，自觉地单边定向开放，高盛、花旗等美国金融机构不仅直接“帮助”中国规划银行发展模式，而且“参与”中国金融开放路径的设计。正因为中国金融开放的主导权有旁落态势，所以如今才有一系列的经济乱象——热钱肆虐、股市低迷、房市高危、外汇资产严重缩水、大批中小企业陷入困境乃至绝境。十七大报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此作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选项。然而，股市严重“绿化”，缩水高达70%，20多万亿市值被蒸发。十七大报告的庄严承诺落空，这无疑会损伤党和政府的形象。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高官近乎都从金融机构高管选拔，金融高管都有自己的行政级别，亦商亦政，金融高官在提拔无望情形下，便到金融机构任职，获取丰厚的职业经理收益，亦政亦商。如此，金融政策的制定者、金融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水乳交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利益集团，主导着中国诸多金融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效果的评判，主导着一直有利于维护与扩张该集团利益的金融改革。美国金融危机清楚揭示，必须政商分离，官僚与商僚身份清晰，必须在金融机构高管与金融监管高官之间设立隔离带，使之保持距离。
　　（二）房地产利益链条极长极大
　　从多个国际金融危机案例来看，房地产远远不被局限在房屋制造业，而是被严重金融化，是道地的房地产金融业。房地产泡沫屡屡引发危机，主要是相关国家和地区误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诸多欧洲大陆国家，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倾向是，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的“社会住房”，有的国家甚至是当作社会福利而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产品”，市场化运作受到抑制，一般都是微利经营。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所有房贷利率都低于市场利率且固定不变，如此可以有效应对金融市场的波动，对房贷市场起着稳定器作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是美国在网络泡沫破灭后，为保持经济景气，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以降低借贷成本，从而以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这是危机酝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若切实将房地产作为民生问题，而不是经济增长点，就不存在泡沫问题，不存在由此一再引发金融危机的问题，不存在社会经济被房地产商绑架的问题。
　　中国以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被作为一大国策。近年来，中国银行新增贷款50%以上流向了房地产业，与房地产相关贷款在银行总资产中的比例，名义上是在20%的警戒线以下，实际约在30%左右。因此，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自然会危及银行，银行当然不会乐见房价的持续下跌与产业萧条，所以房地产商已经绑架了银行。此外，地方政府的收入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房地产，在一些大城市占到40%，由于这是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各类预算外支出，尤其是一些形象工程严重依赖这部分资金，因此对房地产商呵护倍至。至于相关政府部门，由于权力市场化，日益膨胀的部门利益早就使之偏离公正、公平的执政导向，与房地产商“同舟共济”。即使是所谓房地产商，也是形形色色，因为房地产开发存有高额利润，吸引各类企业、机构与权贵人士纷纷参与，诸多知名大制造企业“不事生产”，纷纷涉水高额回报的房地产业。
　　由此可见，在中国房地产领域存在一个极长、极大的利益链条，各类房地产商、地方政府、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银行都是这个利益链条的重要一环。如此，一般投资者利益、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得到保护？十七大报告的另一大“改善民生”的重要选项——“住有所居”如何实现？始于2003年下半年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抑制与降低不断飙升的商品房价格，防止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如今，依照国际通行标准（即商品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比），中国的房地产在诸多大中城市仍然存在一个大大的泡沫。但是，在房地产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决策部门不得不软下身段，昔日看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宏观调控就此草草鸣金收兵。房地产泡沫给中国经济施加的风险由此不是已被消除，而是正被掩盖。房地产泡沫这一中国经济的大肿瘤，未来必将威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微观层面：企业的经营目标与个人的消费方式值得反思
　　企业与个人是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关键要素与微观基础，其健康程度直接决定系统的安全程度。美国金融危机是系统性危机，反映的是美国经济乃至社会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作为美国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关键要素与微观基础，企业的唯利是图、华尔街经理的贪婪无厌、普通民众无节制的借贷消费不断腐蚀着美国强大的机体，是引发广泛而深重危机的最重要源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腐蚀性力量如今正在中国经济机体中蔓延。
　　（一）唯利是图成了企业的唯一目标
　　自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执掌白宫宝座后，开启了新的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学界或称为“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与莱茵式资本主义（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列为当代世界两大资本主义模式。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崇尚极端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行最保守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极力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多市场自由竞争，少政府干预调节，高效率少赋税，企业融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唯股东是从，唯赢利是图…这些概括虽难以穷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尚可以勾勒出其基本轮廓。
　　然而，美国式自由，名义上，是市场的自由，经济的自由；实际上，已经慢慢沦为失医的自由（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接近第三世界水平；婴儿死亡率世界倒数第29名）、饥饿的自由（救济粮券长期存在，2007年增至2600多万人）、流浪的自由（无家可归的露宿者2000年已有350万，最近因危机激增）、赤贫的自由（有近3成就业人口生活在贫穷线的8成以下）、暴力的自由（2006年底美国有720万人坐牢或假释，即31个成年人便有1个在服刑，世界之最；而4倍美国人口的中国同期只有130万囚犯）。[①]
　　在美式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的本质是资本的自由，是富人的自由。资本与富人的完美结合就是银行家，因此美式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银行家的自由，是华尔街的自由（华尔街是富人与资本结合的综合体）。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与力量制衡，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成功冒险，获取巨大收益；而一旦冒险失败，所受到的惩罚甚小，往往换家机构即可“重新做人”。职业经理是金融寡头的代理人，也是美国政治的重要金主，无论在机构还是在政府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解释者，他们为自己安排了“黄金降落伞”，即使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失而使自己所服务机构出现严重亏损，也可以在离职时拿到丰厚的“补偿金”。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垄断着中国的大学讲坛，还主导着中国众多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他们一直在照搬美国企业发展模式：片面强调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股东利益，忽视社会责任与国家利益，鼓吹、推行高薪但缺乏道德与法律约束的职业经理制，主张不受干预与监督的经济的自由、市场的自由与经营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泛滥带来严重的经济与社会恶果：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国民经济日趋外资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讲求礼仪、注重道德与弘扬文明的中国人，越来越利欲熏心，见利忘义，“残童现象”、“黑砖窑事件”、“毒奶粉风暴”等等挑战中华乃至人类文明道德底线的骇人听闻事件层出不穷，这不仅严重损害的广大民众利益与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严重挫伤民族产业，重创民族品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二）透支消费正为越来越多的个人崇尚
　　储蓄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没有储蓄就没有资本积累，而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资本投资，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稳健增长。美国人原本习惯于储蓄，节俭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没有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房屋市价与房屋按揭额之间的差额可以作为依据用来进行新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事实上，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发明，不但无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相反却铺就了一条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无节制的借贷消费，使目前的美国积累了10.6万亿国债；如果加上7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美国的国债高达11.3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等），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53万亿美元，人均17万多美元，超过其人均财富15万多美元，从一般财务视角看已经破产。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庞大的国债和预算赤字，使美国总是倾向推行高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政策，这样有助于缓解国家债务与财政赤字压力。
　　美国人寅吃卯粮，由此积累起巨额债务，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国际经济失衡与世界经济乱象的主因。但是，美国乃至部分西方舆论，非但没有进行深刻反省，如美国两党总统参选人都没有（可能也不敢）指出这一根本原因，由此彻底改变美国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相反，有人出来指责东亚与中国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就这样振振有辞：危机源自“全球宏观经济的失序”，因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如东亚，存在“多余的储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咒骂这种“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储蓄”推动了对美国借贷的高涨。[②]其实，早就有国际学者对西方的这种“乌贼战术”进行了揭示，其用意无非转移视线与模糊焦点，在道义上施压中国以承担更多的所谓“大国责任”。“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与散布者需要故意制造中国强盛的舆论，以便把它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借口。[③]
　　美国的透支消费方式（每个持卡人平均拥有6.5张信用卡）在越来越的国家成为时尚，这不仅产生系列的经济问题，而且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2300万人的台湾岛竟然有70万“卡奴”，平均欠款金额为60万元。还债无钱，被逼无奈，越来越多的“卡奴”走上绝路。根据台湾警方统计，每个月至少有40个“卡奴”自杀。英国人的持卡量占欧洲总持卡量的55%，不良债务已超过1万英镑的个人占英国成年人的20％。“卡奴”们债多不愁，往往用“宣布破产”的方法即免除一切责任，得到的惩罚只是失去信用，长期被列入黑名单，由此近年来每年造成的损失达1万亿英镑。更有甚者是韩国，1997年被金融危机重创后，为振兴经济，韩国通过信用卡透支消费，扩大内需。自1999年起，韩国以每年两三千万张的速度发行信用卡，2002年信用卡总量突破1亿张，全国15岁以上消费群体人均拥有信用卡达到3.6张。2004年，韩国“信用不良者”已由2000年的约100万人迅速上升至370万人，8大信用卡公司出现严重亏损，达到破产的边缘，不得不由政府介入纾困。韩国的信用卡无度扩张落入了“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的陷阱。
　　如今，中国对美国消费模式也在照搬照抄，有模学模，有样学样。透支消费与信用卡近年来在中国大行其道。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发卡银行恶性竞争，甚至通过误导消费者来拓展业务，滥发情形愈发严重。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仅贷记卡发卡量就为7000万张，同比增长140%，呈现“井喷式”的高速增长态势。而作为“三无人员”（无固定工作、无收入、无稳定还款来源）的大学生一度成为持卡主体，这与美国次级房贷曾经出现的情形无异。因此，信用卡的急速发展不仅触及巨大的信用风险与金融危机，而且反映的是银行业内惟利是图的道德风险与社会传统的节俭价值危机。
　　[①]刘乃强：《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名而行》，香港《信报》2008年10年21日。
　　[②]［英］克里斯·哈曼《次贷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嵇飞译。
　　[③]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西方年终如何看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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