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平衰落与中国和平崛起

    

    在世界热议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另一个话题正潜滋暗长，这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和平衰落”。在金融大危机之如血残阳的映照下，西方的“和平衰落”如今尤为瞩目。尽管西方社会、政治精英依然为西方文明之生命延续在做孜孜不倦的努力，但是恰如美国末日博土鲁比尼所言，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尚未完全衰落的美国，在历史的斜坡上很可能会迎面相撞，不确定性与风险将会由此产生。

                              三大困境加剧西方衰落

    西方文明的魔力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魔力在于极大创造物质财富。“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发展，让经济从政治与社会的附属中游离出来，并成为政治与社会的基础。然而，资本的虚拟化发展，使得产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在国民经济中，不创造财富的金融服务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创造财富的生产制造则不断萎缩。这种虚热实冷的态势使国民经济失去了重心。资本在虚拟化的同时，也在加速国际扩张，这就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全球化下，企业全球布局，跨国避税，如此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企业利润去国家化，就业形势不断恶化。如今，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普遍达到两位数，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在20％ － 40％，这些无所事事、牢骚满腹的荷尔蒙分泌过剩者，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源头。
    长期以来，“自由”与“民主”一直是西方张扬于世界的旗帜。但是，正是自由经济，直接引发了世纪金融大危机。危机爆发后，英美政府以“国有化”重拳出击，挽资本主义狂澜于既倒，与此同时也终结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经济的旗帜滑落了。民主不仅不能有效应对危机，而且还是危机的滥觞。民主政治靠选票，而选票靠广告，广告则靠钞票。政治家一面为讨好后台金主，减少对资本节制、监管，导致投机、敛财肆虐，埋下危机的种子；一面为讨好选民，直接导致公共开支不断增加。政府支出不断增加而收入持续减少，由此债台越垒越高，最终不堪重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谓“民主政体”越来越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应对市场的变化、危机的变化。正是所谓的民选政府，为集团与党派利益而无止境恶斗，让危机持续焖烧与延烧。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制度双双失败，显示西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困境。
    资本主义原本就是一类社会形态，然而在冷战中，在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抗中，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原本也因富有弹性，在危机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修复而被神化，成为一种信仰。但是，资本主义竭尽放大人类理性，而忽视人类感性、文化的影响，将资本贪婪推向极致，将道德、良知、秩序、环境等人类一切积极、美好因素，纷纷卷入市场这个“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在大危机的作用下，被资本牢牢绑架的政府，在无力从富人那里征税以维持巨额开支的同时，只有不断削减公共开支，拆散福利社会，退却安全保障等积极外衣，回归原始资本主义的本真，这样，资本主义的信仰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众那里动摇了。

                               西方将和平地衰落

    周期律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不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且一个文明，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东方的儒教文明，南亚的佛教文明，中东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文明，东南欧的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等，都在地球上刻下了自己的灿烂辉煌而由令人考古研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方文明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载体上，以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为动力，以物质财富创造为核心，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路径，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了对其他文明近乎绝对的优势。
    但是，西方文明的胜利，本身包含着衰退的因子。当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动力丧失，工业化、城市化走到尽头，被物质财富包裹的精神越来越贫乏的时候，西方文明的内在活力便不断衰减，外在表征不断衰落。长期沉迷于安逸享乐、寅吃卯粮引发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新老帝国主义不仅难有能力、也无意愿发起大规模战争，而且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也表明，战争也无法有效促进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新兴大国谋求和平崛起，在西方主导的秩序内崛起。因此，西方非常有可能在和平中衰落。
    西方和平衰落的重要体现就是当今去全球化日趋抬头，民族主义、新孤立主义日益兴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但是在美国企业从全球化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美国政府、国民却成为全球化的大输家，双双陷入债务泥淖而难以自拔。欧洲、日本，同样也多半因全球化而把债务的悬河越抬越高，欧洲因此陷入持续的金融、经济与社会动荡，至今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金融危机爆发后，长期以自由经济卫土自居的美国，第一个祭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在其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特别规定了“购买美国国货”条款。而后，不惜操纵舆论，像演电视肥皂剧一般，搬出一连串包括“丰田门”在内的贸易摩擦，无所不用其极地保护美国企业，增加国民就业。其他发达国家则纷纷效尤，甚至出台驱逐外国劳工等极端措施。

                         西方将阻止或延缓中国和平崛起

    在金融持续动荡、经济持续低迷、制度困境难以解脱、信仰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形下，资本主义显然身处总危机的火山口。如若国际社会一团漆黑，那么满腹怨气的大众只有在黑暗中忍耐和摸索。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得光彩靓丽，这势必对身处火山口的资本主义构成最大威胁。熄灭中国灯塔，打掉“中国模式”，阻止或延缓中国崛起，未来很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群起而攻之的主要目标。如此，积极向上但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江河日下而尚未完全衰落的美国，在历史的斜坡上很可能会迎面相撞，不确定性与风险由此滋生。
    首先看贸易战。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中国对外贸易势头最盛，理所当然地成为重灾区。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西方加剧对华贸易摩擦，这是正在进行时，而且很可能数量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不过，从世界经济史来看，贸易战总是双刃剑，在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同时，也会损害美国消费者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因此，这是一个零和、至少是西方没有多大赚头的博弈。同样，从世界经济史尤其是近30年的经济史来看，金融战、货币战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来说不仅胜算大，而且收益也大，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金融业上占有绝对优势，近几十年来，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攻城略地屡屡得手，由此金融资本获取丰厚的财务收益，而国家则获得战略收益。综观当今中国复杂的经济态势，未来西方若选择从中国急速大规模撤资，让中国陷入一场金融危机，则可以较好地实现金融家财务与国家战略的“双赢”。
    透视国际金融史，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运动，才有可能令东道国陷入危机，完成对一国财富的转移。美元资本进入中国，经由人民银行结汇，逐一形成人民币资产；相应地，中国增加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美元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内容是要求中国尽量对外开放，降低美元资本流入门槛。当美元资本完成投资周期、布局到位、吹起资产泡沫后，就要实施反向操作，急速大规模撤离中国。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方向是要求人民币升值、资本项目实质性开放，使得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尽量多地换取美元而顺利撤离。美元资本急速大规模撤离，在南美、东南亚等国，都引发了经济金融危机。
    鉴于此，中国所要做的是堵塞美元资本退出渠道，缩小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与汇差，或提高大规模急速流出之成本。然而，迄今中国的做法恰恰迎合美元资本的退出需要，拉大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与汇差，不断畅通美元资本流出通道－－A股国际版，鼓励境外上市，开设股指期货，以不断放松资本项目管制为前提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久的将来还要推出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这些做法，客观上不是在减少中国的金融风险，而是在不断增加中国的金融风险，不断将中国推向危机的边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8期，摘自2011年第20期《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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