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对鲁哈尼的当选寄予过高的乐观，不如从国际体制的视角切入，对伊斯兰世界做一些冷静的考察和分析，也许对于我们更有现实意义

　　■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桑博

　　6月15日，伊朗大选揭晓，被称为温和保守派的哈桑·鲁哈尼赢得大选，并将于8月就任新一届伊朗总统。鲁哈尼的竞选纲领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与国际社会建立‘建设性互动’，与美国修复关系。”它指向当今世界主要冲突的实质：伊斯兰世界与国际体制之间的关系。更深入一层，它也隐喻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千年“文明冲突”的实质。“文明冲突”一词的语感是：现代文明与宗教愚昧之间的冲突。

　　鲁哈尼这条竞选口号所指向的第一层不难理解：21世纪以来，特别是9·11之后，没有人再怀疑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已成为迄今为止这个世纪里世界的主要冲突;而这场被定义为“文明冲突”的冲突之实质，就是伊斯兰世界对于国际体制的拒否(包括非世俗化、非民主化、非去核化等)，与国际体制为迫使伊斯兰世界进入国际体制所做的种种努力(包括民主普及战争、“文明保卫战”以及联合国推广的“文明对话”运动等)之间的冲突。至于第二层隐喻，本质还是“文明冲突”问题(历史一直就是这样述说的)。所谓新世纪，原本就是“漫长的19世纪”的未尽之余韵而已。

　　因此，鲁哈尼的这条竞选口号可以解读为：放弃顽固的拒否立场，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温暖大家庭。或曰：放弃固守中世纪的蒙昧观念，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改变无赖国家形象，接受政教分离、权力制衡等现代文明信念，接受国际体制下的秩序与规则，“回归人类”——“当然，外界是愿意接受无赖回心转意的”(查尔斯·希尔《千年审判：世界秩序与伊斯兰教》)。

　　所以，鲁哈尼当选赢得了西方社会的广泛欢迎，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德国《明镜周刊》6月17日的报道所表达的：“鲁哈尼赢得伊朗大选为世界带来正面消息。”但是，过早的欢呼之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失望。在这方面，最近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嘲弄：比如声犹在耳的“历史终结论”，比如通过战争打造一个民主伊拉克，还有最近的埃及、利比亚等许多例子。何况，伊斯兰世界并非伊朗一国，伊朗也并非鲁哈尼一人。再说，依照国际体制所声称的民主原理，登上总统宝座的鲁哈尼也不能一手遮天、独驭天下，想让“无赖”国家回心转意就能使“无赖”国家回心转意——如此岂不变成了另一种独裁?历史和逻辑在同时提醒着我们：要冷静。

　　与其对鲁哈尼的当选寄予过高的乐观，不如从国际体制的视角切入，对伊斯兰世界做一些冷静的考察和分析，也许对于我们更有现实意义。毕竟中国也不例外地面临着越来越醒目的伊斯兰问题。

　　冗长的欧洲政教合一史

　　“政教合一”是一个古老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术语。对它最直截也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种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互兼的国家政体。当它被当作一种政治实践或政治体制来理解时，那么用它来指称17世纪之前的、漫长的欧洲政治实践是基本确凿的。了解“政教合一”的来龙去脉并理解它的历史意涵，有两个单词需要被提及：“奥古斯都”(Augustus)和“威斯特伐利亚体制”(Westphalian System)。

　　“Augustus”的拉丁词根是aug、auct和aux，意思是增长、增长到至高无上。“Augustus”一词的词源与“auctoritas”(权威)和占卜师(augur)的灵践有关，它的原意是“神圣的”，“至尊者”，具有宗教和神学的意味。作为一种称号，它与古代罗马宗教有关，在当时罗马人的宗教信仰中，拥有这个称号便意味着拥有超人的至高权威，任何章程都不能对其地位性质定义。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它的“第一公民”、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同时获得了“Augustus”这一神格化称号。前12年，罗马帝国的大祭司雷必达死后，屋大维即兼任了这一最高宗教职务。公元14年8月屋大维死后，罗马元老院更是直接将他列入诸神行列，奉为“奥古斯都神”加以崇拜，并将历法中的8月定为“奥古斯都月”，这便是欧洲语文中8月(August)的来历。

　　最根本的是，屋大维不仅独揽政治、军事、司法、宗教大权，集罗马帝国的世俗皇帝与宗教领袖于一身，统治帝国长达40余年，独裁终身，并且死后直接受到封神供奉——可知他的帝国政体被称作政教合一是当之无愧的。

　　屋大维留给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包括“奥古斯都神”和“凯撒·奥古斯都”这个神圣封号。直至君士坦丁大帝在4世纪奉天主教为国教之前，“奥古斯都神”都一直是罗马人的崇拜偶像。屋大维死后，“凯撒·奥古斯都”便从此成为未来400年罗马统治者的永久性称号。1400年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沿袭了这个称号。直到20世纪早期，德意志皇帝称号“Kaiser”和沙皇称号“Tsar”也都是从这个称号中衍生而来。简言之，这两大政治遗产所蕴含的最重要的精神意涵都指向一个术语：政教合一。类如81年继位的图密善直接以“主上和神”自居，以暴虐著称的康茂德自称大力神转世，共治时代的戴克里先自称朱庇特化身……之类，原本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治常态。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整个帝国的象征，一身兼备四大至高无上的身份：最高政治领袖、最高军事统帅、最高司法裁判者和宗教中的主宰。拜占庭皇帝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有权召开宗教大会，任免教会领袖和高级教士，任何教职人员都无权开除皇帝的教籍;皇宫被称为“神圣皇宫”或“圣宫”;宫廷仪制规定高级官员可以亲吻皇帝的右胸，下级吏员只能吻皇帝的脚，外国使节行跪拜礼。皇帝的头衔称号，亦足以证实东罗马帝国政体的政教合一性质：“Kosmokrator”(宇宙的主宰)和“Chronokrator”(永恒的主宰)。

　　在政教合一政体的另一特征方面：通过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381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和451年查尔西顿宗教会议、553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4次宗教大会，东罗马帝国正式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以基督教为帝国的立国之本。宗教势力与所谓世俗权力之间的斗争，始终是东罗马帝国政治斗争的主题。所谓世俗权力其实亦以宗教名义进行统治，因此更准确地说是两种宗教势力的斗争。及至9世纪以降，帝国皇帝的权力逐渐削弱，教会的实力上升，开始插手帝国的管理事务，包括审理世俗法庭权属的任何案件，以及攫取税收和司法方面的特权，这也是导致帝国最终没落的原因之一。

　　再往后的神圣罗马帝国，从根本上讲，帝国的原始设计就是要仰赖宗教权威，依靠教会提供神圣性来确立统治。皇帝需要教皇加冕，主教需要皇帝授权，各种围绕着教会控制权的战争贯穿了整个帝国史，其中尤以11?12世纪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为争夺主教继任权而发生的斗争为烈。就其实质而言，神圣罗马帝国就是一个被各派教会势力交替(或割据)控制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可以说，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就是一部宗教战争史。

　　终于到了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辖境内390个大大小小的政治体之间的混战，蔓延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漫天战火。这场欧洲国家集体参战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持续了30年之久，史称“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三十年战争”之所以著名于世界史，并非由于它导致65%的波美拉尼亚人口被消灭或者使日耳曼的经济倒退了200年，而是由于它带来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以及由这个和约原则所奠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

　　在欧洲史上和今天的国际体制话语系统中，一般地“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核心要义被总结为：削弱了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终结了神权政治一统天下的时代;确立了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赋予了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宣告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一句话，它终结了政教合一，造就了民族国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体制。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誉为“影响人类历史的100件大事”之一，几乎享有着启蒙了现代世界文明的“近代圣经”的地位：它被认为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里程碑，现代国际组织原则的先声、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石，似乎它的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尽管对“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赞美令人生疑，对其历史作用的表彰也充满层层暧昧，但不论如何，欧洲的历史自此脱离了(传统语境中的)政教合一的母胎旧窠，走上了世俗化的民族国家发展之路，并一天天地文明起来。

　　伊斯兰与政教合一

　　“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确立，意味着欧洲揭去了自己传统中“政教合一”的标签并从此洗白了历史。但这个标签并未从世界上消失。在这个时代里，它又越过地中海或飘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幽灵附体般地贴在了伊斯兰的额头，伴随着“蒙昧”、“专制”、“黑暗”、“邪恶”、“反文明”等各种负面语感。

　　与凯撒·奥古斯都们相比，伊斯兰所不同的是：前者可以自封神圣、甚至以宇宙主宰自居，而伊斯兰却首先是一个宗教体系——这意味着：想要在它的旗号下获得神圣的统治授权，必须首先从教义中获得依据。伊斯兰的教义来自古兰经和圣训(穆罕默德言行录)。然而，翻遍这两样你将发现，古兰经和圣训中，居然找不到任何一条安拉授权某人以他的名义获得政权的内容(须知，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世界里惟此两端、别无第三的价值源泉)。

　　“哈里发”(Khalifah)这个称谓确实来自古兰经，但其的出处却是安拉在创造第一个人类(亚当)时与天使们的交谈：“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将在大地上安置一个代治者(Khalifah)。’”(黄牛章第30节)在此，“Khalifah”(代理者、代治者)一词更多的意味是：人类。而代治之“治”，则泛指人类在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并非专指政治统治。可以说，后来作为政治术语出现的“Khalifah”与古兰经此处的“Khalifah”，只是双方选择了同一个阿拉伯语单词，两者之间并无什么直接联系。事实上，与政治术语“Khalifah”联系更紧密的是另一个短语：Khalīfat Rasūl Allah(真主使者的继任者)——后文将进一步揭示这一悖论。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在现代政治辞典和国际话语系统中，“政教合一”几乎被解释为伊斯兰的专属名词，然而我们却从这个宗教的根本经典中找不到任何理论依据!

　　当然，把理论与现实表现切割开来观察、结论历史，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法。纵观穆斯林历史上的哈里发帝国(不论倭马亚、阿巴斯还是奥斯曼帝国)，事实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教合一的某些特征。例如以伊斯兰教为官方意识形态(国教)，以宗教法律为国家法律，普遍存在着一个与体制融为一体的“奥赖玛阶层”(宗教学者阶级)，包括选择“哈里发”这个称号来标榜统治权威的神圣性，这些都表现出政治与宗教之间非同寻常的密切。而在21世纪的现实中，一些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和宗教知识阶层中，也实际地存在着某种追求“政教合一”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随着穆斯林国家和人群的世界处境日益沉沦，而呈现出日趋广泛的态势。

　　考察历史上的“哈里发”概念，需要回溯到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在今日国际体制的话语系统中，穆罕默德几乎被视作“政教合一”的鼻祖人物。如果说“政教合一”指的是一种国家政体形态的话，那么首先需要指出来的是，穆罕默德不是一位国家的元首。他创建于麦地那的政治体，直至他去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是一个国家——没有政府机关，没有常备军队，没有警察机构，没有监狱没有法庭，更没有专门独立的宗教法庭(特别是这一点，对于今天追求宗教法庭的穆斯林宗教学者是一个巨大的嘲讽)，甚至没有明确的国家边界。这怎么能构成一个国家呢?所以说，麦地那政治体的本质，乃是一个依赖宗教信念维系的精神共同体。而穆罕默德的本质，首先是他作为上帝的仆人和使者这一身份。尽管不可否认，他具有政治领袖的一面，在麦地那共同体中，他运用安拉启示给他的原则和规范，对共同体成员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进行指导、规范、调解和仲裁，维持着共同体内的社会秩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原则和规范是来自安拉的启示(Wahyi)——而这一点恰恰证实了：宗教先知才是他的根本身份。按照伊斯兰教的理论，穆罕默德所传播的乃是上帝给人类的“最后天命”。就是说，穆罕默德将是人类史上的最后一位上帝使者(即封印使者)。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他之后将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获得Wahyi——也就是说，此后将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成为他的完整意义上的继承者。如此看，哈里发帝国的帝王们以“Khalifat Rasul Allah”(真主的使者的继任者)这一称号自居，其宗教神圣性就大大地值得怀疑了。

　　众所周知，穆罕默德辞世时，也没有留下任何将宗教(或政治)继承权赋予某人的遗嘱(此亦导致后来围绕着“哈里发”一职发生的继承权纷争，由此进一步导致共同体分裂以及出现所谓“什叶”、“逊尼”两大阵营的原因)。相反，伊斯兰教最具权威的圣训集《布哈林圣训实录》中，倒是留下了穆罕默德的另一条深具意味的遗训：“哪怕一个头似黑枣的阿比西尼亚人被推选为你们的首领，你们也应当服从他。”至穆罕默德去世之前，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尚未进入伊斯兰的信仰版图。因此，这句话至少包含如下信息：(1)阿比西尼亚人(非穆斯林);(2)黑人(非种族主义);(3)推选(民选原则)。据此可以确信，当穆罕默德如此训示他的人民时，所指示的乃是一条突破了种族主义和宗教信仰壁垒的民主政治原则。

　　简言之，穆斯林历史上的“哈里发”政治体，或多或少具有政教合一的某些特征，但实际上没有宗教理论依据。或者更直白些说，穆斯林的历史和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政教合一的某些实践和冲动，但这与伊斯兰这个宗教没有什么关系。

　　由此可知，“政教合一”在教义理论上于伊斯兰世界是一个舶来品;从历史实践上来看，欧洲的“罗马—基督教”政教合一实践与伊斯兰旗号下的“哈里发”政教合一实践旗鼓相当，或前者的历史更悠久、特征更确切;而在当代国际体制话语系统中，“政教合一”则是一个符号化了的构陷工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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