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A.卡利尼克斯：激进左翼往何处去?

　　[编者按]A.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eos)是英国约克大学教授，著有《平等》、《反第三条道路》和《反资本主义宣言》三部曲等著作，在国际左翼理论学界享有盛誉。2008年10月6日，他在英国《国际社会主义》夏季号上发表《激进左翼往何处去》一文，具体分析了激进左翼的历史与现状，并对欧洲激进左翼的改革方向作了展望，现将其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左翼势力，特别是在欧洲。尽管这一势力在发展中遭到许多挫折，但它仍代表着伟大的尝试——它试图发展出一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战争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替代物，并在政治上支持新社会抵抗运动。自1999年11月起，这种运动已获得长足发展。在2002年11月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期间，激进左翼与它汇聚的社会运动以及这些运动可能打开的政治局面，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焦点。

　　一、不同的路径

　　然而现在，那种振奋人心的时刻似乎已非常遥远。在过去几年中激进左翼的命运出现了尖锐分歧。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是消极一方的重要代表，它在热亚那与佛罗伦萨的党支部于2004年开始急剧向右转——在伊拉克问题上，他们公开谴责抵抗英美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此外，它们还参加了2006年8月的普罗迪中-左联合政府。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众议员与参议员给普罗迪投赞成票，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方案，并鼓励意大利军队的对外行动，如参与对阿富汗的占领以及联合国在黎巴嫩的“维和”任务。2007年4月，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领导层开除了一名极左翼参议员，只因为他在政府对外政策上投了反对票。尽管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与执政联盟中的其他左翼结成了一个新的“彩虹”联盟，但是由于曾参与过一个如此失败的政府，他们在2008年4月大选中吞下了苦果。在大选中，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右翼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彩虹联盟仅得到3.1%的选票(而在两年前，仅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己便得到5.8%的选票)。除此之外，他们还失去了原有的议会席位。

　　在欧洲其他地方，激进左翼面临同样的境遇。在英国，苏格兰社会党(SSP)与苏格兰尊严联盟(Respect)接连出现分裂。而当这些左翼势力各自为战时，在选举中失利便成为意料中的事。在丹麦于2007年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红绿联盟(Red-Green Alliance)失去了原有六个席位中的两个。而在欧洲之外，这种情况同样在发生。例如，成立于2000年的韩国民主劳动党，本来一直与韩国工会联合会保持着亲密联系，但在2007年总统选举后，这样的联系遭到右翼分裂。在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尽管极左翼组织曾在社会主义选举联盟问题上扮演先驱角色，但最终也出现了2008年5月的分裂，而这表明联盟想实现突破的愿望的失败。在巴西，组成于2004年的社会主义和自由党采取削弱自己的方式，与右翼在政治腐败与堕胎问题上达成一致。

　　幸运的是，也有不少令人欣慰的消息。其中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采取积极行动来组建新反资本主义党(NPA)。这些行动是紧随着贝赞司诺的崛起而发生的。自2007年4-5月法国总统大选以来，贝赞司诺在反对萨科齐试图将法国推向右翼政策方面是最值得信赖以及最受欢迎的人选。2008年6月28-29日，由300人组成的新反资本主义党倡议委员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约800名代表出席。据估计，委员会组织了10000人左右的活动队伍，远远超出了拥有约3500名成员的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在2008年7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62%的民众积极评价贝赞司诺，并有7%-8%的人愿投票支持他的党。 在德国，原西德社会民主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与由原东德执政党演变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于2007年正式组建为左翼党(Die Lihke)，以继续争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截止到2008年5月左翼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它的党员数量已达到7.5万人左右。在希腊，由于中右政府的执政危机与反布莱尔主义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较激进的左翼联盟(Synaspismos)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激增。

　　甚至在意大利，尽管这里的激进左翼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其发展趋势也不完全悲观。作为对大选失利的回应，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于2008年7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向左转的决定。贝尔蒂诺蒂与他的支持者，被由保罗·费雷罗率领的左翼联合大潮所吞没。那些由四万名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投票通过了“向左转”宣言，并宣布终止“与中左的民主党有机协作地治理国家”。会议还提到：“我们主张，反对派不应成为政治光谱中的一道摆设，而必须肩负起重建、生根、关心社会、政治与文化斗争的重任。在这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危机中，我们必须通过社会与政治斗争，建立起一套有别于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绝对有必要作如下努力，即同各种资本主义反对党、共产党以及左翼运动组织加强协作，凝聚政治党派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劳动层面的民众力量，推进左翼对右翼的替代。”

　　二、政治优先

　　然而，几年前盛行的那种运动参与热情，今天却被党派间的分歧所取代。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此种转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弄明白，是什么推动了激进左翼的崛起，尤其是在欧洲地区。对此，有两个主要的客观因素不容忽视。第一，出现了针对新自由主义与战争的大规模抵制运动。这股运动开始于1995年法国公共部门罢工事件，并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之后继续发展。第二，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社会自由主义”经验，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被引进到全欧洲政府，用以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布莱尔的英国新工党和格哈德·施罗德的德国红绿联盟比他们保守的前辈们走得更远。

　　那些主流社会民主党的向右转，给左派阵营留下了一块真空。此外，社会抵抗运动的复兴催生着一股力量来填补此真空。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前来补缺。然而，这些组织有着非常不同的渊源与历史——一些是早已成立的党，如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一些是新近成立的党，如苏格兰社会党和葡萄牙左翼集团(the Portuguese Left Bloc);还有一些则是在新形势的压力下成立的党，如苏格兰至尊联盟和德国左翼党。一般说来，他们并没有试图建立一套明确的革命性基础方案。于是，他们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呼——“激进左翼”。此称呼意在表明，他们突破了主流的“中-左”路线，却又不愿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

　　在某些情况下，这反映的是一种战术决定，因为极左翼组织可用此来吸引盟友与更广泛的受众。但实际原因却常常是，这些新组织的领导人本身就是改革派。他们往往认为，应寻求恢复更“真实的”社会民主，因为这种民主已被像布莱尔与施罗德这样的人损坏了原样。因此加洛韦。这样讲道：“即使布莱尔损坏了工党的结构，工党存在的意义也断不会消失，我们中一些人将会准备好从党的残骸中重建一个工党。”

　　这种激进左翼的出现，标志着左派进入一个极为重要的良性发展阶段。它代表着一次机会，左翼将有机会在更加原则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这是全盛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大林主义党都没能做到的。从新抵抗运动的视野来看，它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战略转移，以实现其在政治领域的干预。但是，它每向前迈进一步，也会同时产生出自身的问题。首先，政治有着自己的逻辑，它会竭力避开于己不利的各种因素并努力使形势有利于自己。最显而易见的是对选举制度施加种种限制，使激进左翼的小党派处于严重不利的境地。

　　其次，各个激进左翼的党派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成长的初始阶段，在多少不太有利的生长环境下继续前进?初始阶段的时间大体上可以这样界定：1998年，针对社会自由主义而出现的左翼反对派，首次使激进左翼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05年，加洛韦成功当选为贝思纳尔绿地和波尔德地方议员，而且欧洲宪法在法国与荷兰的全民公决中遭遇失败。但是在这之后，激进左翼被迫面对这样的处境：其一是对伊拉克战争的大规模反对运动出现衰退;其二是由于未能有效地解决一些重要问题，致使反资本主义运动明显低落。 激进左翼对此的回应，当然是屈服于政治环境。这已经得到现实证明，例如激进左翼的两位典型人物——贝尔蒂洛蒂和加洛韦开始变为倾向于右的改革派。贝尔蒂洛蒂对于社会论坛减少的回应，是回头转向“中-左”。对于这样的退却，激进左翼企图采用含糊其辞的自治言论来进行敷衍，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会继续严重影响意大利的左翼运动。

　　迄今为止，其他地方的党在政治上发挥得更好。当法国左派普遍反映出混乱局面时，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领导层的多数派却抓住了主动。例如，在主要的反全球化联盟面临危机时，便是如此。在2007年4月，他们推出贝赞司诺参加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然后，以相对成功的得票率为反资本主义党的建立打下基础。相对于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而言，左翼党甚至是一个更加大胆的改良派。无论如何，它被界定在两种倾向的斗争之间——一边是右派，主要由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前领导层组成，无论在数量还是结构上都很强大;另一边是更左一些的改良派，现在主要由前社民党贸易联合会官员所主导，在这里有不少像拉方丹这样的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后一个团体的出现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代表着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开始破裂。

　　三、什么样的党

　　左翼党与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最新的进展表明，初步崛起的激进左翼仍需担负起彼此协作的责任。但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尊严联盟的经验却突出了这些政治合作体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怎样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呢?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所作出的反应别有一番趣味。不仅意大利的激进左翼受到中-左政府的负面影响，法国与巴西同样如此。列·若斯潘的复合型左翼政府吸纳了社会党、共产党以及绿党，并实施了一项社会自由主义计划，使市值364亿欧元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数字超过了六个前任的总和。

　　巴西工人党领导人卢拉于2002年当选总统的经历，使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相当难堪。民主的社会主义党、第四国际巴西支部先后决定参加卢拉的政府，而不管卢拉推行着比费·恩·卡多佐更加过火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由此所产生的争议，直接导致了民主的社会主义党最终脱离第四国际，而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恰是第四国际中绝对的主导力量。 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作出决定，要避免再出现类似情况，即激进左翼参加社会自由主义的联合政府。这个决定使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大多数明确了他们对联合体的态度。他们曾设想，把曾在2005年反欧盟宪法中发挥作用的左翼集团作为2007年进行总统选举的助推台，推举一个统一的“反自由主义”候选人。现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领导层认识到，没有联合成集体的那些左翼力量——从各种反全球化联盟中的社会党、共产党到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自身——在政治上是难以协调的。更确切地说，至关重要的是，改革主义潮流使各党派不会排除参与中-左政府的可能。而一旦这样，该党派就会更多地倾向复合型政府的性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此种怀疑，导致他们最终对联合体的否定。正因为此，他们在2007年初寻找候选人的努力落空之前，一直处于孤立境地。但是，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至少在现实中仍然得到部分辩护。因为若泽·博韦在第一轮竞选中仍代表联合体，在第二轮中却投靠了社会党右翼的赛格林·罗雅尔，而后者在最后一轮则败给了萨科齐。

　　正因为要抵御此类风险，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才会坚持这样的原则：新建立的党必须是反资本主义的党，而不是简单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在法国使用的是“反自由主义”一词)，但是权力问题却在“反自由主义的”左派中产生分歧。在政治规则中，每一个党派都无法回避权力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各党派分别处于政治构架中的什么位置，代表着什么人的利益。当前的社会现实是少数人支配着多数人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我们期望权力，但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推动社会运动的开展。

　　公共机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资本主义产权的基本要素。我们并不想建立一个管理这些机构的党，而是要成立一个反对派。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讲从社会党中独立出来会是个关键问题。因为很明显，自由资本主义者与反资本主义者根本不可能管理同一个政府。因此，我们的观点是，不要像今天这些联盟那样进行盲目联合，而是应该建立一个能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政治的运动联盟。如果这样做，关于权力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那么，这些反资本主义的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党呢?正如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在党章中所说，是“一个致力于对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党”，但却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那种革命性的党。因为在传统意义上，这种革命性往往被理解为采取一定的革命形式，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的那段时期。这样的革命少不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因为罢工能够有效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民主，通过工人阶级的支持来建立革命政党，并提升党的影响力。这样的观念在一些左翼组织中相当普遍。

　　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看来，新反资本主义党不应再这样理解革命，而应将其简单理解为“与资本主义的决裂”。如果这种解释显得模糊，那么它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纠正了什么。具体说来，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纠正的是，要从制度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是简单地在政策上反对新自由主义。如果不能作出这样的区分，便会导致一些党参加中-左联合政府，并幻想着能创造出更多的良性政策。

　　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作出的这种解释非常值得赞扬。它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坚持对反新自由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区分，也在于它正确地决定了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建立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的革命性为基础。作出这样的决定，有着长期的战略原因。因为20世纪的经历清晰地表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如果不能打破资本主义对社会民主的垄断，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大规模的革命性政党。在俄国革命时期出现了这样的条件，许多欧洲共产党纷纷脱离社会民主党，并赢得了大量前改革派工人，准备直接向共产国际的革命方案过渡。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焕发出巨大的革命吸引力，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均受到鼓舞。

　　可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经验，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社会自由主义在当今大行其道，但是首先，他们所追求的，只是那些传统党派曾经答应过的一个更加真实的改良主义版本。因此，如果激进左翼的编队中要收纳这些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流亡者，他们的方案便一定不能回避政策上关于改良与革命的争论。

　　同时，在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之间游走，同样绝非易事。一方面，在反自由主义与反资本主义之间划分界限，不一定需要直截了当。鉴于此，就像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所说，反资本主义有着“不完整的战略划界”，就是说，它没有解释怎样来实现“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问题，因此，哪些具体步骤是必要的，尚有许多争论的余地。对于突破资本主义，左翼改革派提出了一些几近完美的策略，这的确令人称道。但是，这些战略的靶子越来越偏向新自由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例如，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由左翼党和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所倡议的托宾税，就不是反资本主义措施。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些为建立托宾税的斗争怎可能发展到对抗资本本身，而且那些倡议建立这种税的人又怎会欢迎此种前景。此前最强的一波左翼改良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它联合了英国的托尼·本与法国的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寻求通过政府来驱动资本，而不是没收资本，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

　　另一方面，当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完全正确地反对参加中-左政府时，其他受新反资本主义吸引的人却未必会持相同态度。相反，许多人都希望在政府中看到贝赞司诺的身影。在2008年8月的一项民意测验中，18%的人认为社会党应当与其携手。在德国，拉方丹有一个他自称为“红一红政府”的计划方案。在该方案中，左翼党与社民党结成联盟，并由左翼党来设定议程。这样的话，对于对抗社会自由主义将具有长远意义。

　　重要的是，革命者对激进左翼参与中-左政府提出了危险警告。这种路线实际上曾被工人国际委员会的德国支部践行——因为社会民主党参加了柏林及其他地区的社会自由联盟，该支部试图分裂左翼党的西德先驱。

　　四、革命派所扮演的角色

　　当下最根本的问题是，激进左翼的序幕是由改良主义拉开的。当接近它的人群有着改良主义的背景，它又如何能够避免改良主义?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答案是，设置一种纲领性的安全锁——即承诺反资本主义与反对中-左政府。但是这样的答案似乎没有多大效果：因为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建立越成功，它就越会受到改革派的压力与诱惑。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便是那些激进左翼中有组织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苏格兰社会党已为广泛讨论的答案提供了鲜活的模式。在这里，各左翼组织纷纷解散，并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党。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潮，虽然不会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但可以在其组织的讲坛中进行交流。但是，苏格兰社会党有一个“不完整的战略划界”方案，并公然向改良政治敞开大门(尽管宗派主义者往往在实践中抑制这种尝试)。苏格兰社会党模式的辩护者们认为，因为党拥有“革命的领导层”，所以最终不会屈从于改革派的势力。但是我们又得问及另一问题：该领导层是否坚强可靠?因为在实践中，领导层所受的影响更多来自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协会(ISM)，而不是有着革命念头的基层党员。这使得苏格兰社会党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协会的领导层同生共存。当领导人团结一致时，党便凝聚在一起;而当领导们在2006年秋陷入争吵时，党也就难逃瓦解。

　　这样的问题，恰是在苏格兰社会党于2003年5月取得苏格兰议会6个席位之后，开始凸显出来。正如迈-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所说：选举的结果，导致了他们过于强调议会活动，而无视基层活动的代价。议会可以成为一个宣传平台，为建立社会主义组织做宣传——在1999—2003年，托尼·谢里丹(Tommy Sheridan)是该党唯一的议会成员。当他们有6名党员进入议会后，他们立即具有了建立政策研究与发展成员的资格，并得到议会的专项资金用于党的建设。但是在议会给予党这些帮助的同时，也增强了党的官僚特性，并使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议会成员的角色上。

　　议会活动的发展，加强了宗派主义活动的趋向。这方面的经验给其他建立激进左翼政党的尝试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反面教材。因而，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组织力量与政治凝聚力使其能够继续支配新反资本主义党。但是，这并不是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领导层的真实意图。于是，他们坚持这个新党应具有开放性。对于革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真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误。他们无法再寻求支配新反资本主义党这样的党。因为任何此类尝试都将严重阻碍激进左翼的发展。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那些党派在左右之间徘徊的问题。

　　近十年前，社会主义工人党首次参与左翼重组问题时，对新激进左翼构成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观念。对此，里斯(John Rees)阐明：“社会主义联盟，最好被视为应用于选举领域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它寻求的是在改革派与革命派之间，从最低纲领出发而建立的一种战略选举联盟。”

　　这样一种观念，让我们想到了苏格兰尊严联盟。权衡之下，尊严联盟中那些追随加洛韦的少数极左分子更倾向于支持苏格兰社会党模式，并批评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加入组建尊严联盟的行列。真庆幸我们当时拒绝了清算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尊严联盟危机所导致的，就不仅仅是英国激进左翼暂时性的选举失利，而是对社会主义左翼更深远的分裂与削弱。

　　有人认为，新反资本主义党也应该被建成一种特别的联合阵线。近日，对于这种观点，弗朗索瓦·萨巴多(Frangois Sabado)提出了批评：在联合阵线与政党之间没有直线的连续性，正如政治与社会之间没有简单的连续性一样。在两者间，有一些内容是连续的，但是也有一些不连续……正是从该角度看，那种把党与联合阵线相混同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有那么一种倾向，低估了定界的必要性，并认为新反资本主义党仅仅是一个联盟或一个联合阵线——甚至是某一特定种类——因此低估作为框架的建设以及对明日革命领导者的建设。这样的话只怕会产生出一种意识风险。例如，我们不会为反对资本主义政府而在组织工人运动与社会运动时签订协议，但是这样是否意味着新反资本主义党不为反对政府而作抗争?不，我们不这么认为。新反资本主义党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拒绝参加所谓“阶级协作”的政府——这是对政治斗争的定界。因此，在此问题上，不言而喻，新反资本主义党决不是一种联合阵线，但是这样的建设目标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这样一种期望——使该党成为决定性的一环，既关系全球政治的选择，又关系阶级斗争的积聚，甚至成为将来紧要关头时坚强的革命骨干。 萨巴多有两点讲得非常正确。第一点，在今天成功地建设激进左翼，是朝向而不是远离建设一个大规模的、革命的党。第二点，事实上，激进左翼在政治领域的干预决定了他们的性质。即使是像尊严联盟那样采取联盟的形式，他们也需要通过一个方案，确定其自身的政治属性及功能，这在参加选举活动时尤为重要。

　　但是，特殊类别的联合阵线，体现出当代激进左翼之间存在着政治异质性。这有时反映在某一特定构成的来源上，比如葡萄牙左翼集团便由葡萄牙极左翼和第四国际葡萄牙支部组成。尽管该集团的发展导致其采用更加一元的党内结构，但是党派之间不同的政见却使其异质性有所增加。

　　这表明，当代激进左翼的政治多元性比历史因素更重要。社会民主在今天面临危机时所采取的形式，为改革主义者和革命左翼创造了趋同的条件，以共同反对社会自由主义。事实上，这种政治趋同也只是部分体现在组织结构上，尤其不会解决各派在改革与革命之间的选择问题。但是，这也有助于解释萨巴多赋予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基本方案。该方案实质上是反对社会自由主义，而不是完全反对改良主义。任何人如果认为这种区别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建议你们可作如下对比：对比共产国际时期对成员党的苛刻的“21条守则”与萨巴多对成员党温和许多的禁令——禁止参加中-左政府。

　　因此，政治模糊性是当代激进左翼本身固有的。他们所坚持的任何革命性价值，都应驱使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建立这些党团中去。但是这丝毫无法改变另一事实，即这种政治模糊性会导致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尊严联盟所遭遇的那种灾难再次出现。然而，从积极意义上讲，如果新反资本主义党真能建成像萨巴多所说的“阶级斗争的聚合器”，“甚至是将来紧急关头的革命骨干”，那么上述灾难自然不会发生。这将需要相当大的努力来培训新的活动家，使其喜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并赢得新反资本主义党的话语权。但是由谁来承担这一重任?在党内自然能进行一些革命政治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必须受到界定;否则，新反资本主义党的革命派会受到理由充足的指责，指责他们违反党的政治开放性以及企图将自己独特的政治观点强加给党。

　　在激进左翼阵营中，对相关议题常会进行开放性争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无论是方案的开放性还是不确定性，或是意外性，都会引起激烈争论。但是在那些联盟式的阵营中，无论该联盟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激烈的辩论都会打破不同派别之间微妙的平衡。于是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阵营内极力避免严重争论，至少要避免领导层之间的争论。

　　没有简单的公式能解决这种战术难题。但是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一般方法。没错，激进左翼应建立在一个更广泛、更开放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此种类型的党团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组织起来，并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而斗争。这句话的前后两部分，都该得到应有重视。激进左翼不应将范围界定得过于狭窄。比如，意大利批判左派(sinistra Critica)，本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内的一个极左派，在2007年底脱离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并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结果在2008年7月当贝尔蒂洛蒂在党代表大会上被一股联盟势力打败后，批判左派退出了争论舞台。所以人们希望，它可以作出一些改变，以重建一个有组织的连接渠道，与数以万计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支持者建立联系。

　　但是，尽管建立在一个广泛、开放的基础上，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仍应保持自己的政治组织特性。他们的具体形式自然是多样的，或以独立的身份加入一个联合体，或作为分支加入更大的党。无论怎样，在一个更广的激进左翼范围中，革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要保持特性，并不是由于狭隘的宗派主义忠诚，而是因为要保持理论与政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本质。这一本质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逻辑，即资本主义是一种制度，还因为它包含着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革命经验。

　　五、发展前景

　　当然，在激进左翼的党团内，有组织的革命派会形成一股压力。他们会受到党内右派的攻击与指责。当革命派占有较重分量时，这个问题就尤为激化。例如，在尊严联盟内，脱离加洛韦的极左分子便指责社会主义工人党试图支配联盟。这与我们的意愿是对立的。我们本来很乐于在一个大型的激进左翼联盟中充当相对较小的一股势力。但是问题在于，在英国参与入侵伊拉克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剧变条件，但却只有加洛韦一人敢于因为这个问题而脱离工党。这意味着，从尊严联盟建立伊始，便有着结构上的不稳定性。因为它主要由两股力量掌控——加洛韦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他们和谐地协同作战时，这个联盟真是好极了。但是，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冲突迟早会爆发。而且，一旦爆发了冲突，没有其他力量能有效地遏制。

　　这种结构性失衡是今天社会民主下降所导致的结果。2001年，布莱尔以绝对的得票多数赢得大选。但是实际上，他的选票数甚至要少于1992年大选中的尼尔·金诺克，而后者在当年没有赢得大选。因此可见，参与投票的选民明显下降了许多。英国工党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正在全球气候的影响下逐渐萎缩。它的党员数、社会基础以及选民都在持续下降。虽然在当前它仍具有相当大的凝聚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逐渐萎缩的趋势。它的萎缩形式不是急剧分裂，而是逐渐磨损。虽然可能时间漫长，但是终有一日，这种磨损会使其出现质的衰落。事实上，布朗的新工党仍在继续这一趋势。

　　社会民主主义的下降已出现在整个欧洲。这势必在政治上留出一片空间，给激进左翼提供机会。激进左翼可利用此空间，通过长期的活动来逐渐吸引选民和活动家。

　　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一般形式凸显出左翼党的作用。左翼党使德国社民党这个顽石出现了裂缝。大家知道，德国社民党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纯粹实力。在德国社民党赢得1998年9月大选之后不久，佩里·安德森写道：“这是一个与新工党非常不同的党。它的规模是工党的两倍，拥有70万名党员，而且它的文化仍明显代表工人阶级。社民党集会的气氛，更像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工党会议，与今天的英国党完全不同。”这一席话使施罗德政府大为震惊：在渡过20世纪80-90年代那段相对甜蜜的时期后，德国工人阶级开始遭受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攻击，尤其在红绿联盟第二个任期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翼党取得了可观的进步，拉方丹为复活左派改良主义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不时提到，为改良主义唱赞歌是不明智的。正如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所声明的：“社会民主主义正在完成基因突变。在解释完社会主义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得以实现后，他们就会接受自己向资本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变。”这似乎给社会民主党派设置了单一的发展路线，即将自身改造成彻底的资本主义政党，如美国民主党。因此，改良主义路线是不可取的。

　　改良主义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它只是来自工人运动的一种趋向。由于对推翻资本主义缺乏信心，所以他们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的改良斗争必然会受到限制。尽管社会自由主义已获得发展，改良主义仍在寻求政治上的表达。左翼党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苏格兰民族党。作为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它的领袖亚历克·萨尔蒙德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更加可信的社会民主方案，这是英国新工党无法做到的。

　　在当前，理解这一点，对保持政治理智非常重要。改良主义的吸引力实在太大，激进左翼在重组中必然无法排除它的影响。正是由于此原因，革命派必须在重组的新团队中保持自己的特性。激进左翼必须向改良派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所有潜力。但是，贝尔蒂洛蒂与加洛韦的例子提醒我们，左翼改良主义既能够改良右，同时也可以改良左。对于左翼党来说，这点必须牢记。革命派维护自己政治与组织自主权的行为，不应被看作是宗派主义的表现。相反，这种自主权会给我们足够的信心，在一个更加机动的基础上建立更为广泛的激进左翼。(注释略)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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