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1)

　　各民族人民用自己的传统和创造，从不同角度参与和丰富世界文明。每个国家发展道路的成败，取决于它符合自己实际情况、依靠自己人民和实现自己人民需要的程度。带有世界历史运动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存在于各国的具体实践之中，也就是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

　　西方经济学，即反映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其科学性随着这一阶级夺得政权敲响丧钟。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资本主义关系越是扩张和在全球范围进行再生产，资产阶级越是成为统治世界的阶级，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越是走上世界霸主的地位，这种经济学就越是维系于它的一己私利，越是远离真理和成为荒谬僵化的教条。在这里，被绝对化的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不如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导致至今尚未看到终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济危机，导致世界1%最富有者的财富膨胀和99%人们社会地位、物质生活的下降及第三世界的普遍的倒退，已经成为无法抹去的事实。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佩罗曼，在一家英国刊物发表文章，对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由互利的交易活动网络构成的和谐社会”的观点，提出置疑,认为资本主义无助于形成什么和谐社会,反而与和谐文明相冲突,西方主流经济学使用“交易活动”之类术语，目的不过是否认和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他列举第三世界国家背离西方经济学药方却有良好经济表现的事实。首先是中国，尽管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在中国的大学无处不在，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相信中国靠盲目地信奉西方学院式经济学取得成就。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引导经济发展要依靠政府而不是依靠市场”，以至于世界银行在1993年“很不情愿地”发布一份关于“东亚模式”在这一地区成功的报告。韩国在被认为“不讲民主”的朴正熙出任总统的时期得到发展，他们不理会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而是“得益于非市场经济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错误的价格”。日本通产省副部长天谷直宏，不客气地告诉里根时期的经济官员克莱德·V·普雷斯托维茨，“我们并没有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做，而是相反。我们违反了所有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经济学在韩国和日本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也许并非巧合，一些年后，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了。结果，韩国和日本的经济遭到沉重打击。”

　　美国是世界史上英勇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第一个取得独立和主权而后崛起的国家。它的崛起，包括转而对第三世界的压迫和掠夺，然而也包括对欧洲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条的某些背离。迈克尔·佩罗曼所举事例颇具讽刺意味。他把19世纪的美国看作一个“发展型国家”。当时私人铁路经常破产，倒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给予铁路巨额津贴，把大部分美国经济联结了一些。在南部各州，铁路没有促进与其他各州的经济一体化，这里的中型铁路的主要功能是把原材料(如棉花)运到最近的出口港。这部分地区与外国市场的联系比国内经济更加紧密。结果，南部各州试图从美国分裂出去，从而引发一场充满血腥得内战。

　　跟着美国亦步亦趋的政治集团、阶级、政权，从来就没有好下场。蒋介石学得也算虔诚，夫人亲自主持对美外交，在美国支持下打内战，结果败退孤岛，美国还唆使发动军事政变。中国周边，把政治生命捆在美国裤腰带上的李承晚、吴庭艳、王宝，无不事业崩毁、晚景潦倒。即使龙腾虎跃，也不几年间落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最好的学生菲律宾，成为混乱、腐败、贫困的同义语。一度经济成绩彰显的日本，二战后以妾妇之道事美国，接受军事基地和驻军。日本有政治家称，他们的国家是美国的“二奶”。似乎也确有怨妇的哀叹：世界只有日本如殖民地般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上依赖美国，陷入“再次被占领”状态，现在应该到了“再见美国”、脱离美国谋求自立的时候。

　　苏联解体，美国失去势均力敌的对手，不再有恐惧感，自封为世界历史的“终点”和最高样板。德国一家报纸，美国一家周刊，两家吹鼓手俨然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官方发言人的资格向全球宣布：“我们能够单独做出决定，南方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由他们“单独决定”第三世界的道路，用不具外交色彩的语言来说，就是“重新殖民化”，“使非殖民化过程颠倒过来，恢复古老的帝国价值观，甚至倒退到白人统治的旧制度”。

　　主持和操作这种“单独决定”的，主要是美国。20世纪末以来，美国成为强制和诱导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最大推手。这种改革，夸大所谓市场化的决定性作用，强制推销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以“黄盛顿共识”之名带给拉美巨大灾难，以“休克疗法”之名毁掉苏联和东欧，以“经济结构调整”之名在非洲引发贫困、饥饿、内战和至今动荡不止的局面。在亚洲，马哈蒂尔所说的倒退30年，迈克尔·佩罗曼所说的经济危机和韩国、日本经济遭受的沉重打击，同样是它的部分结果。阿根廷新闻社刊文援引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1980年到2005年，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风靡全球，使第三世界105个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以后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在有些地方和一定时期，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数字。然而这种增长仅仅有利于富人，造成环境生态的破坏，同时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阿根廷新闻社的文章写道，美国“寻求建立失败的、混乱的和易于操纵的国家”。墨西哥就是这样。美墨两国边界超过3000公里，“美国政府希望绝对控制住墨西哥，以便扩大边界，吞噬掉这个在面积和人口上位居美洲第四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这里“自由”的最清晰解释在于：加拿大汽车装配线工人每小时工资32美元，墨西哥5美元，于是奥迪、通用、大众、日产、马自达等汽车业巨头，纷纷到墨西哥“自由”投资办厂，盘剥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和强占资源。美国街头每10辆汽车中就有一辆墨西哥造。墨西哥每出口1美元商品美国公司从中赚取37美分，而没有一家本土汽车公司和民族品牌，沦为打工仔，一向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则大幅倒退,国内贫富两极分化日趋加剧。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曾经主要靠推行国有化和扶植民族工业的政策，30年年均增长5.6%，成为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其后新自由主义带来“失去的20年”。阿根廷二战以后长期由庇隆主义政党执政，倡导政治独立、经济主权，强调保护民族工业和推行国有化，曾经能够自己生产喷气式飞机和建造核电站。世界银行的教师爷和新自由主义药方来了，使它成为一个彻底实行私有化的国家。一个字，卖——卖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自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卖光石油、天然气、电力、核电站、铁路、港口、码头、机场、通信，整个国家陷入崩溃。苦难教育了拉美人民。出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左翼力量掌握政权的国家。这些国家摆脱美国控制和新自由主义的束缚，坚持独立和主权，努力探索和实行符合自己情况和人民意愿的发展道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乌云中，美国、西欧纷纷陷入萧条和衰退却并不放弃敌视这些国家的政策，每每干些明火执仗或者偷鸡摸狗的勾当。然而它们顶住压力、经受住考验，政权日益稳固，经济继续发展，贫困逐渐减少。

　　和拉美一样，中东由于失去独立和主权，而失去平安、和谐和发展的起码条件。不幸的是，和拉美不一样，这里没有出现查韦斯和他的玻利瓦尔运动。美国的军事占领、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这三件宝贝纠缠起来一道长驱直入，把中东推入看不到尽头的混乱、动荡、败落的陷阱。根据联合国数据，美军占领带给阿富汗的仅有的繁荣，是毒品繁荣，鸦片销量增加一倍，而且正是美国毒品企业在这里大量种植和销售鸦片。美国兵的刺刀，动辄死伤上百人的爆炸，把美丽的巴格达变成地狱。卡扎菲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旨在实行石油国有化，避免被西方攫取，为此得到大批民众支持。他领导的利比亚，曾经是非洲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禁止高利贷;人口中5%是穷人;扫盲率87%;监禁率在世界排名第61，而美国位列榜首。西方武装入侵、颠覆卡扎菲政府的利比亚惨遭蹂躏，被分裂、骚乱和暗杀所统治。

　　西方在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制造和挑起一个全球性争论，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后来改名为政府和市场、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苏联后期的问题，包括计划经济的僵化刻板和其他一些问题，严重束缚多方面的积极性，障碍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但是问题不像西方舆论渲染得那么严重，以至于严重到必然共产党下台和国家解体。问题本来可以靠党和人民的团结、清醒、科学精神和扎实工作，靠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挥曾经使它创造辉煌历史的丰富经验,靠正确认识和运用计划、市场两个手段逐步解决。但是抛弃自己的历史而甘心沦为西方的跟屁虫，大权旁落于卖身投靠的头头脑脑，听任西方经济学畅行无阻地成为金科玉律和最高指示，就亡党亡国，收获经济、教育、科技、道德和社会的遍地废墟，糟糕到甚至没有和存在严重问题的苏联后期相比的资格。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26个原属苏联的和苏联集团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2003年超过1990年水平。美国最铁的小兄弟格鲁吉亚，2003年只有1990年的40%，2007年达到1990年的66%。“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跟屁虫起步就令人作呕，美国国务卿来访，地拉那万人空巷，一片“布什爸爸”的欢呼。20年过去，西方化为卖淫妇女占人口比重居欧洲之首的“妓女大国”。

　　迈克尔·佩罗曼《西方经济学与和谐文明的冲突》，英国《国际思想评论》2011年第4期。

　　《感谢美国，再见美国》，日本《呼声》月刊2012年6月号。

　　《北方对南方发动的战争开始了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2年3月19日;《再见吧，莫伊先生》，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11月11日。

　　见《新自由主义全球的另一面：贫困全球化》，阿根廷新闻社2013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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