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震荡是发达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现实路径

摘要：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累积后的集中爆发，产业资本的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导致全球性生产过剩及金融资本的庞氏虚拟积累。过度积累问题既是本次危机的核心内容，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关键。然而，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危机措施丝毫未触及过度积累模式，全球性生产过剩和庞氏虚拟积累仍是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危机为主要内容的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震荡，就成为消除过剩、克服危机的现实途径。中心国家输出危机以消除过剩资本存量的途径主要包括：发动金融战造成外围国家货币资本价值的剧烈波动，发动石油战中断外围国家的产业资本循环，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破坏外围国家社会总资本运动的社会条件。

关键词：危机、过剩资本、世界体系、结构性震荡

Abstract: The crisis is the outlet of the capitalist contradictions which have accumulated since 1970s. The overaccumulation of capital has two successive consequence, the global overproduction and ponzi virtual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The overaccumulation problem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crisis, and how to solve it is the key to overcome the crisis. However, the main capitalist countries have done nothing to solve this overaccumulation. The global overproduction has not been alleviated, and the ponzi virtual accumulation has never been abandoned by the financial capital. Given this background, the practical solution to the crisis lies on the structural change and turbulence, which means transferring the crisis from the core to the peripheral countrie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excess capital, the core countries have three ways to fulfil this transference: launching a financial war to damage the peripheral countries’ monetary capital, launching an oil war to interrupt the peripheral countries’ circulation of industrial capital, launch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ttacks to destroy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peripheral countries’ total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crisis, overaccumulation, world system, structural turbulence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发展成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各国推行了一系列反危机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措施，以期克服危机走向复苏。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这些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无法缓和本次危机的直接根源——全球性生产过剩；而以国家间冲突与斗争为基本内容的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震荡，则能够有力地消除全球过剩的资本存量，推动资本主义摆脱本次危机的阴影，并再次步入新一轮周期性运动。

一、远未结束的资本主义危机

    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新变化，从根本上引起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累积和深化，金融化和债务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延缓矛盾激化、推迟其向现实危机转化的短期手段。但从长期看，这种延缓和推迟没有消解矛盾累积的程度，反而加剧了利润与工资、积累与消费等矛盾关系体的失衡程度。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上述累积性失衡的必然结果和强制性展现，它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社会经济按比例平衡发展的的客观要求。[1]

    危机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严重经济衰退，欧美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凯恩斯主义扩张性经济政策，力图借助于国家干预的力量克服危机实现复苏。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台的救市政策，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一个缩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衡量财政政策力度的基本指标，2009-2011年间美国该指标的均值为9.3%，而石油危机后1974-1975年间的均值仅为1.9%。利率水平是衡量货币政策力度的基本指标，2009-2011年间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均值为0.15%，远远低于石油危机后1974-1975年间8.17%的水平。[2]不仅如此，美联储从2008年末开始还相继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计划以扩张流动性规模。

    然而，全力开动的国家干预机器并未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真正的复苏之路。从图1可以看到，在2008年危机爆发后，美欧日GDP增长率急剧下降，2009年纷纷跌至负值；2010年之后总体缓慢上升，但呈现出来的波动态势表明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且高度不稳定。与GDP增长率相比，失业率指标更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真实面貌。很多经济学家指出，2010年以来的经济复苏是典型的“失业型复苏”，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使得真实的经济复苏远未实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失业率数据，2008-2012年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年均失业率分别为8.3%，9.8%和4.6%。与经济学界通常认可的4%-5%的合理失业率相比，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之路显然还相当漫长。图2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绘制的美欧日2000-2011年间失业率变动图。可以看出，美国和欧元区的劳动力市场受危机冲击最为明显，其在2009-2011年间的平均失业率分别为9.3%和9.8%，而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则只有4.6%和7.5%。日本劳动力市场受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其在2009-211年间的平均失业率为4.8%，仅仅比2007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然而，考虑到日本在危机爆发前已经长期陷入经济停滞阶段，这种失业率的温和上升也足以对日本经济复苏构成严重的实际影响。

    经济增长的复苏与高位失业率的并存，使得“失业型复苏”迅速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3] 尽管很多经济学家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分析与测试，但导致“失业型复苏”的谜底仍未揭晓。[4] 保罗·克鲁格曼甚至断言，美国的“失业型复苏”绝不是一个短期现象，美国正在步日本的后尘，业已滑入“失去的十年”，其程度可能比90年代的日本更糟。[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L.UEM.TOTL.ZS/countries?display=default

    经济增长的乏力与严重而持久的失业，导致普通工薪收入者生活水平下降，低收入阶层的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资本集团、尤其是大金融资本集团却借助于各国政府的庞大救市措施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财富缩水程度。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财富分配状况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引发了激烈的政治矛盾和严重的社会动荡，资本主义面临着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面危机。

    2011年9月17日，美国纽约爆发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并迅速蔓延到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费城等150座城市。抗议者表达了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强烈愤慨，要求消除金钱对政客和国家政策的影响，用公民大会制度取代政商合一的政府。这一运动很快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获得共鸣，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意大利罗马、西班牙马德里等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类似的游行示威活动。对此，《金融时报》专栏评论家约翰·普伦德强调，在曼哈顿祖科蒂公园和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台阶上的抗议者不需要施粥场，他们自愿住进帐篷表达抗议，是因为他们对财富分配、政治权利和社会公正的失望和不满。如今，最显赫的利益集团由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专业人员组成。通过竞选资助和政治捐赠，他们为自己买到保护而不必面对应有的社会问责。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推动金融改革以降低投机风险的最大障碍，仍然是这个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这已成为威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系统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6]对于这种不满，美国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也不得不承认，虽然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资本主义最热切的拥护者，但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有4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否定看法，这种幻灭感在18至29岁的年轻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诩的民主党人士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7]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历史困境

    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欧美各国政府力图推动一系列制度改革，以缓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经济矛盾，重建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概而言之，这些制度改革包括四方面内容：第一，改革金融监管制度，抑制过度膨胀的金融业，降低引发金融动荡的系统性风险；第二，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善低收入者阶层的生活水平，缓和源于贫困引发的社会动荡和矛盾；第三，改革税收制度，通过减税减轻企业成本，并对富人阶层温和增税以缓和贫富分化问题；第四，调整环境和能源领域的政策和制度，推动新能源、新环境产业发展以实现“再工业化”战略。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这些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即以福利制度改革和税收制度改革为内容的劳资关系再平衡，和以金融监管改革和“再工业化”战略为内容的资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再平衡。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体矛盾运动过程的基本内容。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过程也表明，国家垄断资本、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以及福特制资本主义等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新发展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它们对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历次经济危机一样，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累积后的强制爆发，其猛烈程度仅次于1929年的“大萧条”。很多学者将克服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期待通过经济制度改革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新一轮增长与复兴。

    在这个意义上，福利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和“再工业化”战略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前两项改革被认为与劳资关系再平衡有关，因为它们能够缓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程度，有助于缓和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问题。后两项改革被认为与资资关系再平衡有关，因为它们能够刺激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工业的崛起，抑制过度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问题，维持社会总资本各运动形态的良性循环。但遗憾的是，这种期冀背离了当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无论是劳资关系平衡还是资资关系平衡，都面临着严峻的历史困境，它们无法成为克服本次危机的可行方案。

    其一，社会生产方式的新发展导致二战后形成的“妥协合作型”劳资关系丧失存在的基础，“资本强势型”劳资关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一种普遍趋势；与雇佣劳动对资本日益严重的隶属程度相比，福利制度改革和税收制度改革的抵消性作用无异于杯水车薪。首先，全球化进程增强了跨国垄断资本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其安家落户的新乐园；与此对照，受国籍限制的雇佣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这无疑大大弱化了雇佣劳动力的市场势力。其次，信息化强化了资本对生产全过程的系统控制能力，以固化流程为特征的“大工厂”模式被弹性生产的“分包-总控”模式所取代，这造成了雇佣劳动阶层的内部分化，劳工内部的竞争进一步弱化了雇佣劳动力的市场势力。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不会因福利制度改革和税收制度改革而减缓，造就了“资本强势型”劳资关系的历史条件仍然在发挥作用。因此，试图恢复“妥协合作型”劳资关系的努力注定无法成功。[8]可以预见的是，资本外流的威胁消解了激进式福利改革和税收改革的可能性；福利制度改革的最大成果将止于贫困阶层生活状况的改善，以此谋求国内社会与政治的稳定；税收制度改革的最大成果将止于超高收入阶层的温和增税，以此谋求国内普通选民对政府的支持。

    其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本结构的必然结果，符合世界分工体系的总体发展趋势；金融监管改革和“再工业化”战略无法逆转这一历史趋势，以平衡国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为内容的资资关系调整将注定是明日黄花。首先，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制造业领域具有成本优势，而发达国家在金融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这自然推动了全球制造业和全球金融业分别落户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工业化和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化是世界分工体系发展同一结果的两个方面，这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其次，危机后推出的金融监管改革着力于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而不是逆转金融化进程。而且，考虑到金融资本集团在政治决策中的强大力量，以及实现金融抑制所必需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改革的实际成果将远远低于预期，其最大功效很可能会止于事后修补与危机救助。最后，考虑到上述困难，“再工业化”战略作为配套方案被提上议事日程，新能源和环保产业被列为过剩资本实现积累的新空间。不可否认，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而且主导着国际分工和贸易秩序，这使得其在谋求新产业创新方面具有重大的先发优势。但从长期来看，主导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因素仍然是劳动力，这使得具有劳动力优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具有巨大的后发潜力。而且，信息技术革命对新技术和新产业扩散的加速作用，进一步弱化了“再工业化”战略的成功可能性。

    以上分析表明，欧美各国推行的制度改革措施难以达到调整生产关系的目标，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基本矛盾难以被有效化解。[9]当然，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丧钟已经敲响，它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具有历史合理性。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企业仍是目前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世界分工与生产体系仍然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的动机仍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在驱动力。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构成挑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数仍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基础。不仅如此，全球化与信息化增强了资本空间布局和弹性生产的能力，这客观上造成了全球工人阶级的利益分化，工人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加剧，这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以集体行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可能性。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将继续存在，那么，资本主义各国克服危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震荡是克服危机的现实路径

    根据马克思的逻辑，危机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性创造”，它通过强制性地销毁过剩资本存量——即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及货币资本的贬值损毁——来为新一轮资本积累开辟了空间。一方面，已有资本价值的贬值和毁损缓和了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这为新一轮的资本积累提供了潜在可能性；另一方面，已有资本价值的贬值和毁损加速了固定资本更新过程，随之而来的技术革新与进步不仅延长了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且也拉长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运动幅度。因此，危机爆发后过剩资本存量销毁的程度，是判定资本主义能否复苏的关键指标。然而，本次危机的爆发并未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过剩资本存量的大规模销毁，这当然要“归功于”资本主义各国采取的救市政策。通过国家干预方式人为延缓过剩资本的销毁，其代价是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悬而未决，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最大阻碍。

    要想发现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真正路径，就必须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从销毁过剩资本存量的视角来寻找答案。事实上，答案并不神秘，它就显现于资本主义霸权更迭和世界体系演化的近代历史进程中，这就是以民族国家间冲突和斗争为基本形式的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震荡。通过这种震荡，某些民族国家的资本存量被强制性销毁，新一轮资本积累的空间就此被开辟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因此摆脱危机开始了新一轮周期性运动。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各国间的冲突与斗争一直是克服全球性生产过剩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为了应对不断深化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根据实力的相对变化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资本输出地，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和国内矛盾和危机的基本途径。[10]20世纪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震荡的激烈表现形式，由此销毁的过剩资本存量为资本主义的新增长倒出了必要的空间。约翰·福斯特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研究表明，罗斯福新政并不是克服大萧条的致胜法宝，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既成权力结构导致国家干预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上限。他们认同加尔布雷思的判断，即30年代“大萧条“终结于美国加入二战后的全民军备总动员，战争是美国经济走向全面复苏的真正推动力。[11]

    从世界体系的现状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霸权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未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未发生根本改变。在这种条件下，本次危机不太可能引起旨在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和世界市场的世界大战，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震荡将主要采取经济冲突、政治斗争和局部军事战争的基本形式。

    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而言，其主要形式将是经济冲突，这不仅表现为各国在危机后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表现为它们对国际金融和国际分工主导权的争夺。危机爆发后美国接连推出的四轮量化宽松计划，以及2011年欧债危机的爆发，其深层次根源都离不开美欧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争夺；而2009年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的分歧与矛盾，以及欧盟自2012年开始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费的做法，则是美欧对国际分工体系中新枢纽——碳交易与清洁能源——主导权的争夺。[12]从目前情况看，对国际金融主导权和新能源产业增长点的争夺，已经成为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主要斗争内容。显然，这些经济斗争的目标不在于大规模销毁彼此的过剩资本存量，而在于为新的资本积累提供更有利的前提条件。从消除过剩资本的实际效果看，这种经济斗争显然力有不逮，它不会成为本次危机后世界体系结构性震荡的主要形式，也决不会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现实途径。

    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以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震荡还包括这些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间的冲突与斗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等级结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个等级结构的外围地带，它们依附于美、欧、日等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危机爆发，中心国家往往能够借助于国际金融与贸易战、国际政治斗争、甚至局部军事战争等手段，将危机所暴露的矛盾转嫁给外围国家，并以销毁外围国家资本存量的方式缓和中心国家资本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在苏东解体以后，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间的冲突与斗争已成为世界体系结构性震荡的主要形式，通过销毁外围国家的资本存量来缓和全球性资本过剩问题已成为克服危机的一般途径。本次危机后，世界体系结构性震荡的主要表现形式仍将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凭借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政治主导权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心国家有能力对外围国家的特定区域和产业发动持续的“灵巧战争”以销毁其资本存量，全球性生产过剩问题的程度将因此得到缓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因此走出危机步入复苏。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发动的“灵巧战争”将主要采取三种形式：1、中心国家凭借国际货币与金融主导权，对某些外围国家发动金融战；2、中心国家凭借对原油定价权和原油主产区控制权，对某些外围国家发动石油战；3、中心国家凭借其国际政治和军事优势，对某些外围国家发动政治攻势和局部军事战争。

四、金融战是中心国家对外输出危机的首选形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战已取代贸易战，成为中心国家销毁外围国家资本存量以缓和生产过剩的主要经济手段。

    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和经济自由化浪潮席卷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心国家以空前的规模向外围国家输出资本，这些国家的跨国垄断资本往往是新兴工业国对外贸易盈余的主要受益者。一旦爆发大规模贸易战，新兴工业国固然因国际市场萎缩而面临生产和就业的压力，但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同样将蒙受巨大的利润损失；作为旨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而成立的世贸组织，其实质是跨国垄断资本为保证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而建立的制度保障。伴随着中心国家产业资本对外输出的加强，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化的趋势，这严重削弱了其在传统国际贸易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以美国为例，1960-1985年间金融业利润和非金融业利润分别占国内利润总额的15.7%和74%；而在1986-2007年间前者骤升至25.4%，后者则跌至58%。[1]在这种背景下，贸易战不仅难以给中心国家带来实际的好处，而且还可能使国内产业和海外资本遭受双重损失。因此，避开传统的贸易战，转而采取更具压倒性优势的金融战，自然成为中心国家在经济领域输出危机的不二选择。

    通过金融战来输出危机并最终销毁过剩资本存量，通常包括前后相继的三个环节：第一，消除外围国家在货币兑换领域的保护性管制，使之汇率与金融市场的波动从属于世界货币和国际金融市场；第二，中心国家通过市场操作和政府干预等手段实施低利率和低汇率政策，促使外围国家的货币相对升值，其G-W…P…W´-Gˊ的资本运动形式日益被G-G´的投机性金融资本运动形式所取代，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日益转化并停滞为货币资本形态，这最终表现为虚拟经济泡沫的持续膨胀；第三，当外围国家的虚拟经济泡沫面临足够大的风险时，中心国家通过提高利率和汇率等方式促使外围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其虚拟经济泡沫因流动性不足而破裂，以货币资本形态存在的过剩资本被大规模销毁，其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价值也因此剧烈贬值和毁损。

    1982年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清楚地表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决不仅仅是一个价值符号或交易媒介，它更是套在那些拥有大额美元债务负担的外围国家脖子上的隐形绞索。美联储只需“正常地”调整利率水平，就足以在这些拉美国家造就出一场严重危机，随之出现的资本剧烈贬值实际上就是对已有资本存量的强制性销毁，这无疑有助于缓和全球性生产与资本过剩的程度。[13]相比而言，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则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突袭战，它向我们展示了更为完整的金融战的运作机理。首先，泰、新、马、印等东南亚各国在80年代末相继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外汇、信贷、证券等金融市场已完全融入世界金融市场体系，这为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发动金融战开具了通行许可证；其次，在经历了近20年的快速增长后，东南亚各国的外向型经济不仅面临着全球性生产过剩的巨大压力，而且还遭到来自于中国制造业的强大挑战，其国内经济和国际收支状况均呈下滑态势，这为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发动金融战提供了必要的战机；再次，跨国金融资本集团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宰，凭借美元霸权及资金、信息、技术等优势，它们有能力造成泰铢等弱势货币的人为剧烈贬值，在获得巨额投机回报的同时完成对这些外围国家资本的价值销毁。[14]

五、石油战是中心国家对外输出危机的补充形式

    除了金融战以外，中心国家还通过石油战来对外输出危机。石油是全球制造业的主要能源和基础材料，是直接影响一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战略性资源。控制了石油资源，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对世界体系生产与贸易的主导权。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的那样，“谁在海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15]从20世界80年代以来，中心国家开始综合运用金融、政治、军事等手段，以重建其对全球石油市场的主导权，并由此具备了对外转嫁危机的能力。概而言之，中心国家依托对国际石油的控制权对外转嫁危机，主要包括两个互补过程：第一，利用美元霸权和金融创新工具主导石油定价权，提升某些外围国家的进口石油价格，削弱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促使其资本存量因市场萎缩而发生毁损。第二，利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控制世界石油主产区和运输线，辅之以石油禁运等国际制裁措施，削减某些外围国家的石油进口量，人为制造一场能源危机以销毁其资本存量。

    中心国家对石油定价权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于其对石油期货市场的控制权。2008年危机引发的持续性全球衰退本应促使国际石油价格在低位徘徊，但中心国家金融垄断集团在石油期货市场的操作导致国际油价并未显著下降。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间WTI、BRENT、OPEC价格均值分别为88美元、88美元和84美元；而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间的对应均值分布为79美元、85美元和82美元。从上述数据几乎看不到本次全球性衰退对石油价格的压力。对于外围国家的经济复苏而言，居高不下的国际石油价格所产生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沉重负担。而对于中心国家来说，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所产生的收益甚至要大于其损失：一方面，石油期货市场的活跃是推动中心国家金融业复苏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中心国家金融化后存留的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高端，这些企业有能力对外转嫁成本压力。不仅如此，由于国际石油定价采取划区原则，集中了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在购买石油时必须支付高额“溢价”成本。以沙特阿拉伯的中质原油出口价格为例，每桶原油亚洲比欧美基本要多支付1 美元，在个别年份甚至多达5 美元。[16]而在北美地区，危机后美国以经济、政治手段操控 WTI 价格持续低于BRENT价格，这使得以该价格进口石油的美国企业成本全面下调，而外围国家的成本优势则因此相应减弱。[17]

    除了主导全球石油价格体系外，中心国家还加强了对世界各地石油主产区和运输线的控制，以此来加强其石油战的功效。这在这方面，美国以强有力的行动展示了其控制国际石油数量的霸权。有学者指出，作为美国石油战略的核心地区，中东和中亚里海地区一直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通过推翻反美政权，扶植亲美政权来实现自己的石油利益。[18]以伊拉克为例，据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估计,国外大石油公司在2003-2010年间投入的勘探开发资金高达300多亿美元，美英石油公司随后将控制伊拉克大油田70%以上的权益。[19]通过控制世界各地的石油主产区和运输线，美国不仅强化了其在中心国家集团中的领导权，而且有力抑制了外围的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能源大国俄罗斯和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中国。

六、政治军事攻势是中心国家对外输出危机的终极形式

    如果金融战和石油战仍然无法大规模销毁某些外围国家的资本存量，那么，中心国家对外输出危机的终极武器将会登场亮相，这就是政治和军事攻势：一方面，在外围国家培植反对派势力，催化政治敌对与分裂，引发其国内政局的动荡；另一方面，运用国际政治制裁措施遏制某些外围国家的国际经贸环境，甚至在必要时发动一场可控的局部战争。这些攻势客观上破坏了外围国家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基础条件，由此引发其国内存量资本价值的严重毁损。

    催生外围国家的政治分裂与动荡，一向是中心国家维护世界霸权的基本手段。本次危机暴露的全球性生产和资本过剩问题，使得世界体系的零和博弈特征一览无遗地表露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中心国家自然会选择这个驾轻就熟的手段来对外输出危机，以便在消除过剩资本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强化其霸权地位。为了催化外围国家的政治分裂和动荡，中心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以培养那些认同现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反政府力量，并适时声援、指导、甚至直接扶持这些反政府力量对现政权发动“和平”政变。从发生在独联体和中东北非地区的“颜色革命”看，中心国家所催化的政治分裂和动荡日益呈现出以下新特征：第一，由中心国家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日益成为催化外围国家政治分裂与动荡的排头兵，这包括索罗斯基金会（SF）、国家民主基金（NED）及其下属的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自由之家（FD）、欧亚基金会（EF）等非政府组织。以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郁金香革命”为例，国际共和研究所负责人杰弗里私下承认：“要不是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所作的一切，阿卡耶夫应该不会下台。”该组织荣获美国“2005年自由年度奖”，布什总统在颁奖仪式上坦言，“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存在的20年时间里，在一百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这家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20]第二，由中心国家主导的互联网通讯手段已成为催化外围国家政治分裂与动荡的重要武器。互联网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无论是在硬件设备还是软件技术上，中心国家对互联网都拥有绝对优势的主导权，而大多数外围国家则缺乏相应的管理手段和能力。基于这种不对称性，互联网日益成为中心国家引导外围国家舆情的首选工具。通过互联网，代表中心国家核心利益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被广泛推广，而外围国家的政府行为则被负面放大甚至刻意歪曲，其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被中心国家把持的Facebook、Twitter等网络交互平台已成为外围国家反对派整合力量展开攻击的第二战场。在2009年摩尔多瓦和伊朗的政治动荡中，这些网络交互中心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美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公开承认，Twitter等社交媒体网络是美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能够应付那些打压国内媒体的专制国家，它们已经被奥巴马政府视为“箭袋中的一支新箭”。[21]第三，维持外围国家权力体系的碎片化状态是中心国家的真实目标。有国外学者指出，西方势力的插手是导致近年来外围国家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其目的是同化这些反对派团体并使之效忠于西方。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化改革”不过是催化政局动荡的宣传口号。由于既有的政治体系和经济系统并未随之发生重大变革，因此，改变的实质不过是一批新精英取代了当权精英。[22]显然，这种变革无法解决那些引发普通民众不满的经济政治问题，这就为另一批精英发动新一轮政变提供了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国家权力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已有的经济政治问题不仅不会得到解决，反而可能因此进一步加剧激化。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乌克兰的政治经济状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频繁发生的政权更迭根本无助于国内问题的解决，累积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独立及国家分裂危机。

    除了在外围国家制造政治分裂与动荡外，中心国家还充分利用其国际政治和军事优势，通过国际经济制裁甚至发动局部战争来破坏某些外围国家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以达到对外转嫁危机的目的。冷战结束后，很多国际制裁是以联合国名义发起的多边制裁，如联合国对塞黑、利比亚、伊朗、朝鲜等国的制裁。但事实上，所有这些联合国制裁都是由美欧中心国家发起主导的，多边制裁的形式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冷战后中心国家对世界体系控制力的增强。在国际制裁的各种形式中，经济制裁是中心国家对外输出危机最得力的手段。它通常包括以下内容：1、对被制裁国的国外资产实施管制措施；2、对被制裁国停止提供贷款，限制或停止外汇兑换；3、对被制裁国停止经济援助及经济合作，中止经贸协定和最惠国待遇，部分或全部禁止其对外贸易甚至封锁贸易港口。由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目的在于限制或切断被制裁国的对外经贸交流通道，因此其实际效果与被制裁国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呈反向关系。不仅如此，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崛起弱化了中心国家对国际经贸的控制权，成功的国际经济制裁日益依赖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所采取的协同配合行动，这进一步限制了国际经济制裁的范围与效果。在这种条件下，国际经济制裁的主要功能是辅助配合特定的金融战和石油战，或者加速特定外围国家政局分裂和动荡的进程，从而间接地促使外围国家资本存量的销毁。与国际经济制裁相比，战争向来是大规模销毁全球过剩资本存量的最直接手段。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资本存量累积最快速的区域，这意味着以克服危机为目的的军事战争极有可能指向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中国不仅经济总量最为庞大，而且其社会制度性质也不同于中心国家，这无疑大大增加了选择中国作为军事战争对象的可能性。从目前的情况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没有改变，中心国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相对优势在不断下降，世界体系的多极化趋势在不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大规模军事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而低烈度的局部战争对于中心国家而言则是更如意的现实选择。通过低烈度的局部战争，特定的外围国家将无法维持其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既有位置，这无疑会严重影响该国的社会生产和资本积累。不仅如此，在局部战争的影响下，该国货币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该国的国际能源供给也将面临困难，这就为发动相应的金融战和石油战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