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18日报道了国外NGO在中国的艰难处境，报道认为，在华外国NGO未来的命运凶多吉少。

　　以下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封闭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各种各样的境外组织纷纷在中国建立分支。它们表达善意、提供资金和专业知识，帮助这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如今的世界大国。

　　然而，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府提出的一项涵盖面甚广的新立法，正迫使很多机构——不管是国际贸易协会还是慈善基金会——考虑缩减在华活动，甚至完全撤离。

　　这项法律草案从上个月开始征求意见，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正式颁布。该草案提出将境外非营利组织纳入中国安全部门的监管范畴。这既反映出习近平本人支持对公民社团实行更严格的限制，同时也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外部势力阴谋颠覆的可能性的担忧。

　　

　　2013年，一位绿色和平的调查人员提取了中国内蒙古地区的废水作为样例。法规要求外国组织团体的活动要接受监管。

　　如果这项提案不做进一步修改而被直接采用——很多专家表示，考虑到中共一贯的立法风格，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么，在华境外机构必须在一个政府主管部门那里登记，同时它们的所有“活动”都要取得公安机关的许可。除非有特殊情况，它们将无法接受中国国内的捐赠，其中国雇员要至少达到员工人数的一半。此外，各类职业协会，不管是面向科学家还是保险经纪人，均不允许吸收中国成员。

　　北京一直对在华开展政治类活动或推动法治和合法权益的国际机构有所警惕。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在很多之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国际机构中也引起了广泛的忧虑，包括一些欧洲的行业机构、美国大学和国际援助组织。

　　多家机构表示这项法律会迫使它们缩减在华业务，包括专业培训项目、公共演讲及赠款活动，部分原因在于这项法律似乎授权警方来决定它们几乎所有活动的合法性。从更大层面上讲，他们担心，在经历了过去30年的不断开放后，中国政府如今得出结论，认为已不再需要外界提供帮助，从而开始关闭这扇大门。

　　“很多机构陷入恐慌，甚至包括那些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一家著名基金会的一位美国雇员表示。该基金会专注于健康和教育领域，也在为不得不离开中国的可能性做准备。

　　她和其他一些人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法律威胁到的一些机构在过去30年里一直支持包括交换项目和扩大贸易在内的多项有助于中国复兴的政策，甚至是在其他机构敦促对中国政府的压制倾向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情况下。

　　她和来自此类机构的其他十几名雇员接受采访时均要求不具名，因为担心得罪政府，给自己所在的机构惹麻烦。在华的境外非营利组织大约有6000家。

　　在北京运作的一个美国大学项目的负责人表示，“我们这些机构提供的接触机会对于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这么做无异于因噎废食。”此人指出，这个法律草案没有把倡导诸如劳工权益的维权团体与埋头做事的商业协会和学术机构加以区分。

　　很多境外非营利机构一直由民政部主管，不过这种行政障碍使一些机构转而以商业机构注册或不经注册偷偷运作。中国政府表示，制定这项法律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让境外团体脱离这片监管的灰色地带。

　　不过，政府同时把它当成根除损害中国利益的境外组织的一种亟需的手段。上个月接受中国社科院院刊采访时，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王存奎发出警告，称中国目前有数百家有政治渗透背景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包括那些致力于“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培养“西方代理人”的机构。

　　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一篇社论中表示，一些境外机构是搜集情报和激起社会动荡的先锋，“以‘维权’为名煽动民众同政府对立，甚至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

　　公安部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均未回应本报的采访请求。

　　本月，有将近40家美国贸易类和专业协会给中国立法机关写了一封联名信，告诫这项草案提出的对他们在华工作的限制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伤害中美关系。他们认为，这项法律“会大大阻碍——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我们这些机构在华开展工作，而这些工作原本可以带来极大的互惠互利。”

　　一家签署了联名信的机构给《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份稿件，但这封信并没有被签署方公开。这些机构中，包括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中国政府就草案征集公众意见之后，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陈词，说这个草案的语言表述过于模糊，其内容有可能被解读为广泛禁止各类活动，包括社会和法律议题上的国际合作，以及各种民间交流活动。文中写到，“这类交流活动是互惠互利的，不曾制造任何争议，而且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律金融等技术领域的专业化至关重要。”

　　在中国进行公民社会团体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安子杰(Anthony J. Spires)表示，这项法律颁布以后，一支国外高中篮球队来华可能得先取得警方的许可，一位访问学者来北京做讲座的PPT文稿也可能被安全官员一票否决。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表示，此类反馈意见不大可能对最终出台的法律产生多大影响。 “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上的修改，但大的架构修改的可能性比较小，”贾西津说。她还认为这项法律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和外界的交流。

　　对外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上海律师周丹曾在境外基金会资助的同性恋权益研讨会上发言。他表示很多机构担心这项法律会被用来打击它们。“现在直接就把非政府组织的管理、登记的部门列为公安部门，好像很不友好，”他说。

　　共产党领导人指责西方非政府组织挑起颜色革命，以及最近中东及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颜色革命在21世纪初推翻了前苏联地区的一些威权政府。当去年香港地区长达几个月的亲民主抗议活动使该市部分区域陷入瘫痪时，北京方面谴责称“外部势力”煽动动乱。

　　政府近几个月来不断打压中国的倡导组织，搜查了它们的办公室，逮捕其员工，并关闭了一些组织。一些面临压力的人士表示，外国基金会已经开始保持距离或切断资金支持，或许这是针对新法律的预防举措。

　　北京益仁平中心负责人陆军表示，针对外国非营利组织的新限制最终会致使国内组织资金匮乏，更加孤立。益仁平是一个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和乙肝患者的团体。

　　陆军表示，“境外资金非常重要，外国的专业知识也很重要，因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历史短暂，而境外的组织已有多年的工作经验。”自3月遭到警方搜查以来，陆军的办公室一直处于被封状态。

　　乒乓策划(Ping Pong Productions)的总监方美昂(Alison Friedman)表示，她认为当局不会反对该组织的活动，但对政府的新限制规定表示担忧。她说，“如果申请许可的过程耗费太长时间，这真的会给本土主办方带来阻碍，推迟中国剧场能够开始宣传未来的表演剧目和艺术节的时间。”乒乓策划是一家将中国当代舞蹈团体带到欧洲，将美国戏剧引入中国剧场的非营利组织。

　　方美昂说，该组织的名字是对开辟了现代中美关系新时代的体育项目的致敬，这个名字证明了民间交流的方式在推动跨文化理解方面发挥的作用。

　　“在局势日益紧张的时期，”她说，“我们实际上可以更多地利用这种方式，而不是减少对它的利用。”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Kiki Zh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