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0日　星期五　北京时间凌晨1点38分　　

在伊朗航空IR801－35H座位

 

王　文

 

刚才走进这架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机舱时，同行者S与我几乎同时惊叹，“飞机还挺大的嘛”。其实，这架飞机也够不上A380的级别，是属于3－4－3座位的正常的国际航班大小。感叹伊朗的飞机大，主要是因为半个小时前我们在候机时都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一架“小飞机”。

 

顿时，我发觉，对伊朗这样受争议的中东、发展中国家的轻视与不了解，可能是浸透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以至于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多时候会超出我们的想像。

 

行前在家准备行李时，我与家人说：“我挺紧张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们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我指的紧张不是那种害怕不安全的紧张，而是行程没有准备充分的紧张”。我答道。

 

虽然这几天我恶补了一些伊朗知识，但是对伊朗陌生感的慌张仍是明显的。这与我去欧洲、美国和日本那些发达地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国际新闻人， 报道欧美日就像是吃饭一样，而评论伊朗就像是嗑药。这个药只适合于特定情况下才“嗑”，比如战争、冲突、恐怖主义事件。但报道美国、日本、欧洲时的新闻却很宽泛，从娱乐体育到政治经济，从社会文化到军事地理，在这些信息偏好下，中国人对美国日本的了解，许多时候甚至强过对新疆西藏的了解。

 

行前我搜了《环球时报》过去10年的报道资料，发觉大约90%关于伊朗的新闻都与对美博弈、战争、以色列、恐怖主义、危机、威胁等负面关键词有关，关于文 化、经济、社会的少之又少。我相信，这不是特殊的环球时报现象，而是出乎中国读者偏好而出现的中国媒体“争议国家偏执症候群”。这些国家还包括伊拉克、古 巴、朝鲜、利比亚、委内瑞拉等。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脏乱差”基本上就是争议国家的主题。而这些国家的争议又基本上来自于对美冲突，以及欧美媒体对它们的 报道。换句话说，我们的国际信息潜意识与美国的逻辑是相似的。

 

我在行前的几个小时发了一条“要去伊朗采访”的微博，一小时内就得到了上百条的评论，但几乎一半以上都在祝福我要平安。我非常感激这些微友的关心，但这个现象不正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伊朗是一个不安全的动荡国家吗？

 

到机场前的2小时，我在办公室。小T送来样子，我说不用给我了，我准备出发去机场了。她的送别词提醒了我：“我许多去过的朋友都说，伊朗比想像得好得 多”。此前，一些中东问题专家也这么告诉我。这也唤起了我五年前采访一位阿拉伯人时的记忆，他向我抱怨，你们中国记者老喜欢用“中东动荡”这个词，其实， 所谓的动荡只是非常小的区域和很特殊的时刻，中东绝大多数地方都很安全，很详和。

 

这段回忆的唤醒让我一下子羞愧与自责起来。我们这些国际新闻人在无意识中当了欧美日等国家的“宣传部干事”，我们每天做得工作大量地转引欧美日媒体的报 道，效仿欧美日的媒体口径，拷贝他们的思维逻辑与话语表达，久而久之形成了对欧美国家的“显性崇拜”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歧视”。比如同样是民众上街 抗议，在欧美国家我们会称之为“（违法的）骚乱”，而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就称之为“（正义的）革命”；同样是大规模的犯罪审判和警察枪击，在欧美国家是 “（正常的）法治”，在发展中国家就是“人权侵犯”或“专制统治”。

 

我不知道这种偏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天前，澳门大学吴枚教授发我一篇她的研究成果，主题是“符号竞争”。她认为，现在舆论信息本质上是“符号”，在全球舆情的“符号市场”上，每个观点、报道内容都是产品，而中国是“知识赤字”，我们全盘引进由欧美媒体日常制造的符号，渐渐地，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被“洗脑”了。这样的判断与研究看似有些“左”，但仍是有价值的。

 

在价值观日益分裂、甚至左右两派之间变得没有公约数的中国舆论场，这种趋从――如果不是“屈从”的话――欧美软实力的“符号”弱势，是我们当下所必须自省的。

 

“符号趋从”导致我们很难确立基本的“自主判断”，更奢谈自信。一出事，我们的第一反应就从消极、负面、肮脏的方向去思考。就像两天来王立军案发生后，出 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叛逃”，一种是“抑郁症”，但绝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选择相信前者，尽管没有人真正知道真相是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争议 国家，我们在骨子里就认为那是一个动荡的地方，一出事肯定是坏事，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有优秀的文化、平静的生活、高度的自由、典雅的文明呢？就像这 几天我读扎比胡拉·萨法写的《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时，惊讶地发现，古伊朗文化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些奠基的作用，比如基督 教的“礼拜日”、圣诞日、复活节的确定都来源于古波斯文化中的光明神崇拜。

 

我们对伊朗的意识存在太多空白了。这些天，凡是我与朋友谈起要去伊朗，对方都会很羡慕的样子。我知道，所有人都偏向于认为，伊朗是很难去的国度，但有谁会 想过，伊朗在2011年夏季开始就已签署成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国，是属于中国人落地签的国家了呢？有多少人会相信，去伊朗的签证比去美国要容易呢？

 

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反思，可能是这架让我感到“很大”的伊朗飞机给我的灵感。此时，“空少们”送吃的来了，我开始仔细观察伊朗空少们，和欧美差 不多的外貌、制服、专业的英文，还有丰盛的食物，我知道，我先前又小瞧他们了。我暗暗告诉自己，我对伊朗的“意外之旅”可能刚刚开始。

在革命日体会伊朗的狂热

 

《环球时报》赴伊朗特派记者　王文

本文大部分内容已刊于2012年2月13日的《环球时报》

 

为纪念1979年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将每年的2月11日定为“伊斯兰革命日”。33年来，每到这个日子，数以百万 计的伊朗人民会涌向街头，以首都德黑兰市南部的自由广场为中心，倾听国家元首讲话，表达自己的民族自豪情绪。今年的革命日，《环球时报》记者赴德黑兰，在 距伊朗总统内贾德演讲不到30米的观礼台，深切体会到了伊朗人在一年一度“国庆节”中的民族狂热，以及潜藏在狂热中微妙的政治含义。

 

四道安检均“蒙混”过关

 

11日早上7点一刻，《环球时报》记者及其他来自中国的观礼人员就早早起程，奔赴革命日聚会现场。在外国记者中心统一领采访证时，记者发现外国采访团人数 并不多，不到100人，其中来自中国的有13位，除了几位中国媒体的驻站记者外，包括《环球时报》记者在内的9位采访人员，都是伊朗外交部直接从中国国内 邀请来的，这足见近年来伊朗对中国的重视程度。

 

由于革命日是公共假期，德黑兰一早的市内车流与人流都很稀少。但离自由广场五六公里的地方，街道一下子变得拥挤，许多伊朗人举着标语，成群结队地往远处高 耸的自由塔奔去。在路两旁数百辆的大巴士里一字排开，陪同的当地向导说，今天伊朗政府派出了德黑兰几乎所有的公共车，到附近农村接人来游行。对内贾德政 府，城里人比较反对，但农村与市郊人却非常支持。“你信不信，我打十个城里的朋友，他们都在睡觉。”向导与《环球时报》记者开玩笑道，“这叫‘城里人在睡 觉，乡下人在欢耀’”。

 

越接近自由塔，革命日的氛围就越浓。着装笔挺的各类警察、士兵三五步一岗，路旁停着不少消防车，头顶有两架直升机在徘旋，古兰经的颂唱声已随着路旁的广播 响起。离广场中心2公里左右，就有安检站。但所谓的“安检”，只是挡住了涌来的观礼人群，随行伊朗人员打了声招呼，我们就没有任何检查就穿过第一层障栏。 再走1公里是第二层障栏，又是如法炮制地穿过。第三层障栏在主席台背后的50米，一位士兵合枪实弹地看守着，要求人们的相机及背包过安检机。但安检机无人 看守，不少记者嫌排队过安检机的人太多，竟绕了一圈机器就被允许进入了。

 

进入后仍有最后一道安检，数十位来自伊朗国内外各地的记者与来宾蔟拥着，等候在一个简易棚中的全身扫描。在人群中，很少有欧美记者。差不多半小时后，邀请 方可能觉得太怠慢中国来宾了，索性带着中国朋友从简易棚旁边约30厘米宽度的缝隙中，挨个挤进了会场。没有任何人来盘问我们的“挤场”，而记者这才发觉， 虽然有四道障栏，但自己没有经受过一道正式的安全检查，完全是“蒙混”过关的。难怪有同行者感叹，警察真自由散漫啊，这样的安检完全是装样子嘛。

 

内贾德演讲没完，听众就走了一半

 

10点左右，记者与其他观礼的中国来宾绕过主席台，从后台进入聚会场。一进入便看到乌泱泱的人群。前排的伊朗年轻人看到新鲜的外国面孔，都兴奋起来，狂叫、蹦跳，振臂高呼，眼神里闪烁着光彩，有的还喊“中国！中国！”

 

观礼台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约30米处，前面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即将演讲的地方，此时某位伊朗领导人正在带领着喊口号，身后则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官方宣称，有200－300万人参加聚会，记者估计没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尽是人群与伊朗三色国旗舞动的海洋。

 

在观礼台与主席台之间，是整齐划一的伊朗革命卫队三军仪仗队，还有围在四周的众多聚会者，多半都是10多岁的孩子。观礼台1米多高，记者每次往下看，台下 孩子们就会热烈地招手喊叫问好，要求对他的标牌照相，牌上大多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与霍梅伊的肖像。记者俯身握手 时差点被拉下观礼台，幸好被身边人拽住。但几十个孩子再次涌来，在古兰经音乐的伴奏下，边欢笑边嚷着要与我握手，让记者仿佛体会了一把当演唱会上天皇巨星 的感觉。

 

身后的聚会者更是狂热，每当观礼台上有记者转身向人群拍照时，他们就会响起震耳的呼喊，标语、肖像、国旗顿时舞动起来，随行的中国朋友说，或许只有经历过60年代北京天安门集会的人，才会有似曾相似的内心共振。

在内贾德演讲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革命日现场游行。他的讲演极富鼓动力，“这个月这一天是我们的光明日”、“我们是胜利者”、 “伊斯兰会战胜一切”，每一句都迎来响彻大地的群众回应。每到高潮处，直升机便飞过主席台，向全场数十万人群散下鲜花。哈马斯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在此刻显 得沌然一体。

 

大约11点钟，内贾德的出现使台下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内贾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祷告，几分钟后陈述他的政见。刚开始时人们还在听，伴着内贾德魅力极强的演讲 词藻而呼喊，但当内贾德开始讲道，“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们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伊朗”等时，周边的人群开始慢慢散 去。内贾德的演讲几乎不看稿，手势丰富，嗓音有强劲的穿透感。

 

可能是内贾德持续1个多小时的演讲太冗长了，抑或站了一上午的人群都已疲惫。演讲大约40分钟后，一半左右人群都已离开。快结束时，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内 圈，原本上万聚会者竟只剩下光溜溜的百余名革命卫队仪仗队及少数围观者，以至于《环球时报》记者可以走下观礼台，单独靠近内贾德不到10米的台下拍照，而 仪仗队也无一人阻拦。

 

记者试探着问随行的伊朗外交官：“数十万民众来聚会，但总统演讲还没结束却走了那么多，是否说明许多伊朗人拥护霍梅尼，但对内贾德的政绩不满呢？”这位外 交官支吾不清，只是说：“演讲快结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广播很远，他们在路上也能听到。……总统也不忍心让他的人民听太久。”但同在观礼台的当地 记者悄悄透露，其实内贾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

 

内贾德演讲刚完，革命卫队仪仗队立即就原地解散了，完全不顾其他领导人还在做聚会终场的祷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场的人群中。内贾德乘坐直升机离场，仪仗 队的军人就在直升机下步行，没有停下，没有敬礼，倒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和一些年轻人向直升机挥手，几十米高空的内贾德也张开双臂俯探向我们致谢。

 

是混乱狂热，还是娱乐有序

 

在革命日游行后，第一次来伊朗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琪向《环球时报》记者表达了她的六个“没想到”：人数没有宣传的那么多；维持秩序的人数没想到那么少； 狂热程度没想到那么高；内贾德演讲出乎意料的长；伊朗人对外国人出奇的热情；没想到现场那么混乱与拥挤，但秩序仍然存在。

 

同是第一次见识伊朗革命日的央视知名主持人杨锐也有六点印象：一是混乱与狂热并存；二是精神领袖的肖像比比皆是，宗教力量如此巨大；第三，强烈的反美反以 情绪，口号此起彼伏。第四，爱国与宗教融合在一起，使伊朗民族显得异常骄傲与自豪；第五，伊朗军人看上去过于自由散漫，总统演讲时他们有的在悄悄聊天，散 场时一点组织性都没有；第六点让人担忧，从孩子们天真与纯正的脸上看到，必要时他们是愿意成为“圣战烈士”的。

 

对杨锐的担忧，也在现场的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有不同看法。他说，这不完全是宗教的狂热，只是人民群众“觉得好玩”。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也需要 仪式来释放自我情绪，需求认同与归属。宗教的确帮助伊朗人在革命日组织起来，但这种组织并不严肃，而是带有某种娱乐与庆典色彩。1979年后，伊朗人口增 长了近一倍，年青人多，失业率也高，经济在西方制裁之下也不景气，这种集会与呼喊有助于释放压力与抑郁。不像一些北欧国家，社会发展指数全球最高，但由于 老龄化、孤独感，自杀率也是全球最高的。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曾游历不少中东国家，但这次是第一次来德黑兰。他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对观礼台下呐喊的孩子们印象深刻，他们既接 受了神权的规范，又在经历着全球世俗化的冲击，同时又面临西方对伊朗经济制裁的遭遇，未来十年，等他们成长起来后，伊朗会变得怎样？另外，整场聚会看似狂 热而凌乱，但潜藏着有序。33年来，伊朗每年都有几次类似数十上百万人的集会，很少发生踩踏或其他伤亡，比欧美一些大型球赛都要显得有序，这种大型群众聚 会背后的政治秩序，是值得研究的。它看上去混沌，却体现了伊朗人独有的气质以及特殊的政治景观与生活习惯。

 

伊朗：一个“闷骚”的国度

 

王文

刊发在《环球时报》2012年2月16日9版，稍有删节，题目改为“感受伊朗人的浪漫与激情”

 

    到伊朗前，有朋友曾提醒，要记住伊朗男女是授受不清的，不要随便拍照，尤其不要随便拍女人。加上平时媒体中的印象，我下意识地认为，伊朗是一个极度保守的国家。但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到伊朗采访后发现，伊朗人的生活是奔放与活跃的，完全不是一些西方媒体中说的“压抑、封闭的国度”。

 

“给你介绍一个伊朗女朋友吗？”

 

    一到德黑兰记者就发现，属于雅利安人种的伊朗人皮肤白鼻梁高，几乎所有街上行走的女人都化妆，“波斯女子多是美人胚”的传言不虚。起初，记者与一共来伊朗 采访的朋友们会礼貌地问对方，是否可以给她拍张照？结果所有伊朗女性都会很爽快地答应，还示以最美的笑容。有时“偷拍”被发现，对方也会立刻笑一笑，有的 还会摆个靓丽的姿势。这要是换成在中国，可能很多女孩会皱眉、警惕或者迅速离开。

    在伊朗的第一顿午餐，采访团餐桌边上有四位女孩在吃饭，服饰艳丽。记者问，是否能让我们拍照？对方立刻摆出很优雅的姿势，尽情“享受着”采访团里数位记者 的镁光灯。随行的伊朗女外交官是一位“中国通”，黑袍黑头巾。团里有人夸她漂亮时，她用流利的中文笑着回应：“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伊朗女朋友啊？”这一下 子让人联想起在中国国内常会出现的男女之间调侃。

    晚餐，在一家较为高档的餐馆，收入较低的年轻伊朗司机坐在一旁显得很拘谨。于是，记者与他拉起家常，问是否有女朋友后，他的话一下子变得多起来。虽然英文 单词量非常有限，但此后一个小时，他一直都在努力地表达意思：他有几个女朋友，“很烦恼”，还手舞足蹈地笔划了一些荤段子，讲得眉飞色舞，让在场的中国朋 友笑得前俯后仰。快离开时，他还指了边上一位丰满的女子，悄悄地塠了我一下：看，那女的多漂亮啊，你能帮我偷偷拍她一张吗？我说：你可以主动要求与她合影 啊。此时，司机又变得腼腆起来了。

    那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文章标题：“伊朗：一个‘闷骚’的国度”。我问一位在德黑兰生活了10多年的华人是否同意这个判断。他说，形容得还挺贴切的嘛。伊朗女孩的内心相当奔放，就像她们穿的黑袍、黑头巾里面总有色彩鲜艳的衣服首饰一样，她们的保守外表常潜藏着奔放的内心。

    难怪临行前，采访团里一位女学者问伊朗驻华大使，要戴怎样颜色的头巾，怎么裹之类的问题。大使笑着说：无论什么样的头巾都行，只要围在头上以示你的尊重即可。果不其然，到德黑兰不到一天，先前对伊朗“极度保守、沉闷、封闭”的陈见一扫而空。

 

“伊朗人偷情吗？”

    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不再有女歌手，没有酒吧，关闭卡拉OK，娱乐业夜生活大大畏缩。社会交往中，即使在伊朗最开放的首都德黑兰，男人也不可能 与女人哪怕是握手般的“接触”。在伊朗，女人包括外国妇女都必须包头巾。如果有男女奸情，一旦被发现，理论上会被判刑处以绞刑。

    但伊朗人是否完全被抑制呢？当地人半开玩笑地说，你可以临时结婚，只要谈妥，一两天也行，只要你是穆斯林，且对方是寡妇、离婚或单身。“那有没有偷情呢？”记者问。

    “当然有！只要你不被人发现。”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

    “发现了就被判刑？”

    “哈，应该不会吧。你或许可以递给那个抓你的警察一些钱，讨好他一下。”这种颠覆印象中“保守伊朗”的问答再次鼓励记者要写下伊朗的开放一面。

    更吃惊地是，当记者问一位伊朗外交官：“伊朗有妓女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一点没有外交辞令。记者接着问：“但这在你们国家是法律禁止的？”外交官微笑地回答：“我们在扫黄，但是你知道，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很难治的。”

    一位当地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没有夜生活的德黑兰人一点都不寂寞。看看八九点钟仍然熙熙攘攘、甚至堵得水泄不通的街市就知道，大家都忙着“浪漫”呢。 “有许多男男女女开着车上街，错车相遇，彼此看上眼了，发生一夜情也是很正常的。”他边说边笑，还列举了在伊朗有私人诊所非法堕胎、性用品很畅销等证据， 听得记者瞠目结舌，但更确定“闷骚”一词的适用性。

    在德黑兰、伊斯法罕采访数日，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牵手、拥抱、促膝相爱的情侣。男人会向你大喊“哎，朋友”，有的还指着某部汽车的大车尾箱笑着说：“你看， 那是‘詹妮芙•洛佩兹（好莱坞性感女星）的屁股’”；很多女孩见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会微笑、招手甚至主动搭讪、要求合影。浪漫、优雅、激情这些仿佛只适 用于法国、美国的词，同样适用于伊朗。

 

千年来的内敛与奔放

    在伊朗几天，采访团的记者常常聊起印象与现实中伊朗的反差。“伊朗女人要比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热情与开放得多”，曾在中东驻站数年、同在采访团的中国知名媒体人马晓霖感慨道，“伊朗人内心埋藏的荷尔蒙，丝毫不比地下的石油少。”

    这样的描述在历史与学术上也能得到回应。在伊斯法罕的四十柱皇宫，半裸女的壁画存在了400多年，这在其他穆斯林国家是无法想像的；在一本名为《伊朗》的书籍中，正文前的第一页就是一副波斯美女照，图片说明是：“伊朗是什么？”“就是女子那黑色头纱下火热的心。”

    其实，只要重温一下伊朗史，就会发现，伊朗人的“闷骚”其实更是一颗矜持和不屈服的民族性格。过去1000多年，伊朗先后被阿拉伯帝国、蒙古、奥斯曼帝 国、大英帝国、俄国征服或入侵，屡屡遭受其他民族从未经历过的悲情与壮烈。但是，这样一个国土的东、南、西、北方都曾经受过外敌进攻、被数次亡国的民族， 他们的文明、文字、民族文化却从未中断，在原地生生不息。

    千年来，伊朗四周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都在惨烈的冷兵器征战中失踪绝种了，但唯独伊朗屹立不倒。如果没有一颗内敛坚忍却又充满韧劲、渴望强大自 由的民族精神，哪个民族能在如此历史纵横中延绵不断？想到这些，再探讨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全面对抗的地区大国，就也不会太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