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

　　[文 / 汪晖]

　　《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内容提要]琉球问题不仅在于美军对琉球的占领、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独立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种历史关系的转化。这个转化是普遍的，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给定的法则。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Ryukyu lies not only in the U. S. occupation of Ryukyu， or in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Ryukyu is a part of Japan or it is independent， but also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such a change in its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Such kind of change is actually universal and is a rule prescribed 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nationalism. The problem of Ryukyu has provided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What does it mean in the context of cold war? Why does cold war still persist to some extent in the Asian region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Probing into the problem of Ryukyu may provide us some insights into cold war and the post-cold war situation.

 

　　一、从北海道到琉球

　　2005年秋至2006年春，我在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六个月的时间。2005年10月，在尾崎文昭先生的安排之下，我们一起去了北海道。2006年春天，我和村田雄二郎教授商量，先后访问了广岛、琉球等地。从最北端到最南端，我终于对日本有了一个整体的印象。怎么理解日本，过去是书本上的想象，虽然我多次访问日本，但基本上在东京——京都沿线。有一次，沟口雄三教授带我去新泻县的佐渡岛，穿过了川端康成《雪国》开头描写的那个“长长的隧道”。沟口先生对我说，如果只是在太平洋方向理解日本，就只能知道“表日本”;到日本海，才能理解“里日本”。后来他还曾带我去日光访问，也是要让我对日本的表与里有个理解。但现在我觉得，要是不到北海道和琉球这两个明治时代才被纳入日本版图的地方，对于理解现代日本而言，也是很大的缺憾。

　　先说说北海道。过去读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了解到日本的所谓现代化和“尊皇攘夷”的思想及其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尊皇攘夷”到19世纪后期越来越像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渗透，但其早期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在北海道旅行，站在鄂霍次克海峡的边缘，最为强烈的实地的观察和感受，就是它在中、日、俄之间。北海道的许多现代建筑，银行、渔港、渔业仓库和比较重要的交通设施都是在1906年开始建设的。很显然，这是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对自己有了信心。在这之前，北海道已经被殖民化，但没有大规模开发，到这个时期经过日本的现代化一波，经过了甲午战争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有了跻身于列强的资本，也可以说日本的帝国主义性格在那个时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膨胀。这是日本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尾崎文昭先生后来推荐我读一本叫做《日俄战争的世纪》的著作，作者是山室信一，他将20世纪的日本历史与这场战争及其后续性发展关联起来，我觉得很有洞见。

　　回到东京，我和沟口(雄三)先生谈过一次，还和东京大学做明治史的三谷博教授交流过。他们两位都认为这个观察有道理。日本学术界谈到近代化的问题，多半会谈到美国与日本开港的关系，太平洋战争，以及面向太平洋的问题，但俄国问题也是牵动这个地区的最深的核心之一，不仅学术著作，甚至一般大众读物，叙述幕末到明治时期来自俄国的压力以及与俄国的决战(日俄战争)，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题。比如司马辽太郎写日俄战争的多卷长篇的《坂上的云》，就流溢着一种回味光荣记忆的感觉。正是这种光荣记忆为日本加速向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转变找到了正当性。当然，这里谈到的俄国的历史，不是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历史，后者就像在今天的中国一样已经被推到后台去了，甚至连日共的叙述，都刻意和苏共(也包括中共)撇清关系。

　　我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1905年的战争和中国太密切相关了。没有1905年的战争，不会有第一次俄国革命，没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俄国革命，革命的观念是否会在中国普及，辛亥革命会不会按照这个速度和方式爆发，都是可以重新思考的问题。辛亥革命爆发后仅六年，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对于国共两党影响都很大，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没有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围绕着俄国、日本、中国和西方世界，这个区域是20世纪的开端之一。北海道也许是理解这个区域现代动力的很核心的一个环节。由这个环节呈现的地缘政治关系被当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描述推到后台，但从未也不可能真正消失。过去30年当中，苏联垮台了，即便在中国这个深受苏联影响的国家，历史研究的中心也完全转向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但重新构筑理解20世纪的思想视野十分重要，而从北海道的角度观察，这个历史线索变得十分清晰。

　　后来是去琉球，去琉球之前，我们先去了岛根县立大学，然后去了津和野。津和野是当年成吉思汗蒙古军队要进攻的地区，远远的山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构筑的军事工事。这个地方是明六社{1}的重要人物西周的老家，也是著名作家森鸥外{2}的故乡。他们是亲戚，都住在一个小镇里，那里已经很靠近广岛了。那个小镇出了很多人，除了西周和森鸥外，东京大学的地质、医学等几个标志日本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的领军人物，都是出自这个村镇。

　　我们从那儿到了广岛。我现在的脑子里对琉球的印象是跟广岛联系在一起的。广岛，首先是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当然要去看原子弹纪念馆。广岛是核时代的第一个受害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纪念馆中陈列的场面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我由此也理解了日本战后和平运动的深刻基础。我后来也多少了解到，围绕广岛和平纪念馆的争议，包括它的纪念碑上的碑文的叙述，一种所谓模糊性(ambiguity)的叙述，引发了人们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再思索。基本上，广岛的叙述一方面是和平，一方面是受害，这两个是最清晰的形象。当然，广岛是1894 ~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大本营，太平洋战争中，这个城市也是军事和军事工业基地。在广岛不远的岛上，不但有日本四大神社之一——严岛神社，也陈列着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军舰的锚，提示着日本帝国的军事胜利。老实说，我路过那里时心里很受触动。在近代日本历史里，广岛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城市，由于核爆炸的创伤太巨大，所以那个背景(甲午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淡化了。这也是为什么确实有很多中国人到广岛以后心情很复杂，这跟日本人的感受有差别。在这点上，就广岛跟战争的特殊关系而言，这个城市本身有着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双重身份。但是，如果我不去琉球的话，我不太能够感觉到这个复杂性，因为广岛的纪念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就是说，广岛的纪念就是一个核爆炸的受害纪念，就是对和平的诉求，历史的复杂性似乎有些被简化了。

 

　　二、琉球的战争记忆

　　琉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抵达琉球后扑面而来的是覆盖在岛屿中心位置的嘉首纳美军基地。琉球的天空蔚蓝，海洋辽阔，但军机在天空盘旋，缺少的是宁静。军事设施是琉球的最大景观，而这个岛屿的灵魂却是对战争的悲悼和记忆。去参观琉球的和平纪念馆的时候，我比较了一下它的解说词，比较早的解说词和现在的解说词是有变化的。应该说，更早的版本的解说词更彻底一些，尤其是它揭露日本当年帝国主义历史在琉球造成的问题的部分，我觉得很全面。现在的解说词内容跟原来有一点差别。这是年代的变化和历史记忆的变化造成的。我相信也是琉球地位的变化——回归日本之后发生的变化——造成的。总之，它的叙述发生了变化。但总的说来，琉球的战争记忆比广岛更为复杂，似乎也更为深刻。琉球的和平纪念馆的墓碑和日本其他地方的墓碑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把当年很多不同国家的士兵的纪念碑和日本士兵的纪念碑，还有平民的(不仅是美军进攻时死亡的平民，也包括那些被日军当作炮灰和以间谍罪处死及被骗、被逼死亡的平民)的纪念碑都放在一起，这是日本本土没有的，比如说广岛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原因是琉球是日本土地上唯一的真正的地面战的战场。这个墓碑的安置一下子就把战争的多重性表现出来了。敌对的死亡者和无辜的牺牲者如今安卧在一起，昭示着这场战争的残酷。在这个意义上，全面地呈现战争的图景、追问战争的责任比单纯地展示创伤要有力得多。这里顺便说一下地面战的形式所造成的战争记忆的差别。2006年我在接受《朝日新闻》有关中日间围绕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争议的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地面战与其他战争形式之间的差别。地面战将残暴和恐怖拉长，它留给琉球人的记忆就要比其他日本地区深刻得多。而在中国，地面战不是持续了3个月，而是持续了14年之久。

　　第二个不同之处就是琉球人的记忆，也就是有关琉球平民死亡和许多琉球人在战争的最后一刻自杀这个记忆。除了和平纪念馆外，我曾访问一个纪念集体自杀的女生群体的姬百合纪念馆。在琉球人的记忆中，姬百合的死是战争残酷性的最典型的代表——这些女生不是死于美军的炮火，而是死于日本统治者的欺骗和恐吓。据说有位教师劝阻学生自杀，他后来成为琉球政治运动的风云人物。这种事件的记述在琉球的纪念馆里面很多，我相信这个历史本身迫使琉球、琉球人追问在这场战争中、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刻琉球人的位置。也就是说纪念这场战争，纪念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重新回顾(灾难)，琉球人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的一份子，还是作为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制拖入战争的被殖民者参加到这场战争中来的?在回顾战争的时候，琉球人是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呢，还是从另外一种身份来叙述?琉球社会运动的这一追问本身有其深远的历史依据，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谈。

 

　　三、战争 / 冷战与琉球身份的政治性

　　我们今天一旦谈到身份，就会谈到民族，谈到认同这些问题，因此它往往跟民族主义的问题关联在一起。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琉球人对身份的追问是跟对战争责任的追问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身份的追问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追问，而不是一般地回到族裔身份政治的追问。我重视琉球问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琉球对于身份的追问力图穿越战争与冷战的意识形态，寻找一种重新理解历史的政治视野。将琉球身份作为一个政治性的视野去理解战争和灾难，这和一般性的退回到民族身份政治是非常不一样的。重要的是：究竟退回到怎样的过去?区分你我，通过排斥性来建立自我，这是民族主义政治的特征，但这个区分对于解释战争和冷战、对于解释当代琉球的命运，尤其是对于解释琉球的历史，不但不够，常常也掩盖了历史的图景。跟一般的民族主义政治往往呈现出的去政治化的特点做个比较的话，琉球对身份的追问是要让战争记忆重新政治化。身份问题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是和战争记忆的政治化密切相关的。

　　这一点很关键。如果对于战争的记忆简单地定格在和平和受害之间，而不是深入战争发生的全部过程之中，没有真正的历史分析，就会将悲剧放置在一种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框架下。但如果有琉球式的追问的话，就会把这个战争的悲剧重新历史化，也就是重新政治化。在这个政治分析中，不放过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责任，并沿着这个线索解释战争悲剧的成因。这样的分析就不是站在抽象的和平主义立场上，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建立一个政治的视野来观察这场战争。琉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涉及身份问题，但并未将问题限定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对琉球身份的追问本身就暗含着对整个民族主义的历史及其创造的规则的质疑——琉球的历史地位无法放在单纯的美军占领与归还日本之间加以叙述。

　　在琉球期间接触到琉球的很多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人士，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从他们的经验层面也提到这些问题。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台湾早期的族群政治与台湾社会的民主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早期的民进党有左翼的倾向。但是，当台湾的族群政治蜕化为典型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身份政治的时候，本地人、外省人这类论述就完全两极化，也就是去政治化了。这一方面是民主运动的去政治化，一切社会问题都被组织在族群对立和两岸对峙的框架下，从而政治空间无法展开;另一方面又是对近代帝国主义创造的民族主义逻辑的复制。就我所接触到的琉球运动而言，他们在这点上非常不一样。

 

　　四、两种身份政治与“美国性”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台湾社会运动与琉球社会运动的差别，恐怕还需要讨论琉球与台湾在太平洋战争与冷战中的不同地位：尽管琉球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但它在战前已经是日本帝国的属地，在战争中是作为盟国发起地面攻击的首选地点的“敌国”之一部分，而台湾先是日本殖民地，战后由国民党政权统治，成为美国之“盟国”系统的一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台湾与琉球一样都是遏制中国的前哨阵地，不沉的航空母舰，但台湾分享着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权利，而琉球则处于美军的军事占领之下。在冷战格局中，琉球作为被占领地与反共前哨阵地的双重角色与台湾作为二次大战的胜利者(即所谓“盟国”之一员)的角色有着深刻的差别。台湾的民主运动包含着多重的内容和复杂的构成，不能一概而论，但它的主流——尤其是精英部分——深受冷战时代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民主追求很少指向冷战构造本身，也很少琉球社会运动的那种检讨自己在冷战构造中的位置的冲动。将民主问题与对中国大陆的日渐强烈的敌意连接起来构成了台独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民主的“冷战化”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要点之一，其锋芒所向正是中国及其政治价值;我们今天也可以在中国大陆发现这种“冷战化的民主”的阴影，将这种阴影概括为中国知识分子言说和运动中的“美国性”大概是准确的。与此相对照，琉球社会运动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想象——这种想象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实践相吻合是另一个问题，但这种想象本身表明了冷战格局中琉球社会运动的“反美国性”。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也是我所谓琉球视野的重要性的根据之一。

　　琉球问题的另外一面在于琉球的政治运动、反战运动或者反美军基地的运动，是以战后特殊的被占领状态为前提的。这个特殊的被占领状态是冷战的基本构造的产物，而这个冷战的特殊构造直接源于日本近代帝国主义，是它的一个后果——从某种角度说，还是主动的或半主动的后果。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即美军的占领跟近代日本的扩张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是相互关联的。这个关联使得今天琉球的社会斗争和政治运动，清楚地把整个20世纪的历史凝聚起来。在其他地区的社会运动里面，由于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样的关联不那么清晰了。在21世纪的所谓后冷战时空里面，一个典型的20世纪冷战构造，连带着20世纪前期的帝国主义遗产，都在琉球的现实政治关系里面清楚地呈现出来了。琉球的斗争因此跟很多地区的社会斗争很不同，在我看来，新自由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都带有不同的去政治化的特点，但琉球的政治斗争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我发现琉球不断地叙述历史记忆，帝国主义的历史、二次大战的历史、冷战的历史、琉球的地位、安保条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所有构成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因素没有一个在琉球当代的语境当中完全消失，这是其他地区很少见到的情况。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已经终结了。构成20世纪历史的那些主要的政治特征——阶级斗争、革命运动、20世纪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占领之类的这些问题，虽然现在有新的情况，似乎都消失了，转化到别的一些关系里面，霸权是存在的，形态变了。可是琉球，虽然融汇了新的形态，但是它的基本构造是旧的——在我看来，正是这个构造的“旧”，造成了琉球社会斗争的“新”。琉球的斗争与20世纪的历史之间的关联性很突出，这就使得它能够很清楚地凸显21世纪里面的霸权构造的历史性，否则我们看不清楚。

　　五、从“琉球问题”透视全球资本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好像已经变化很多，但它的基础性构造——对政治、军事和文化霸权的依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金融资本主义、尤其是虚拟经济形态的出现，传统资本主义的许多特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许多现象远远超出了19世纪、20世纪政治经济理论的描述范围，以至我们常常感到把握那些基础构造的困难。它们真的消失了吗?琉球问题清晰地告诉我们，包括今天美国的金融霸权和诸种霸权都是建立在它的军事霸权和国家霸权的基础之上。没有这样的霸权，任何金融性的、市场性的霸权都不存在，都会土崩瓦解。琉球的这个格局最清晰地暴露了这一点。今天亚洲在整个世界金融危机当中所处的地位，中国大陆、日本和台湾，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这些现象的确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其新在何处，但美元霸权的基本前提是它的军事霸权、政治构造和世界形势。没有这样的前提，什么都不存在。如果没有琉球问题——当然，我们在它的后面可以添加许多地方，比如北朝鲜，比如古巴，比如伊朗，比如前南斯拉夫，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当然还有巴勒斯坦和中东危机等等，新自由主义叙述很容易被接受。可是如果放在琉球和这些地方的语境里头，看不出来它能被接受的条件，因为那个清晰的霸权构造依然存在。

　　琉球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人士写的文章很少有其它的地区——包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论述的那种模糊性和暧昧性。在日本，我们常常听到暧昧的日本这个说法，但琉球的社会运动一点也不暧昧。琉球的政治斗争，不管里面有多少分歧，基本问题是很清楚的。这点是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整个社会运动都面临着我称之为“去政治化”的危机。但琉球的社会运动凸显了它的政治性，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

　　当代琉球的社会斗争与20世纪帝国主义历史、冷战的历史构造及其在后冷战时代的后果有着清晰的关系。军事的霸权同时渗透着劳动的关系、土地的关系，牵扯到日美关系、安保条约和军事同盟，连带着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越南、朝鲜的周边关系。从琉球的视野看，所有这些关系都以军事霸权为轴心，以战争和冷战时代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为构架。总之，这个时代的政治军事构造赤裸裸地呈现在这个群岛的空间里。琉球人的社会政治运动和他们对自己命运的追问，把这样的政治关系给凸显出来了。琉球虽然是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的很小的群岛，但是要想理解琉球，就必须把它放在如此复杂的关系里，所谓琉球问题当然不是单纯的琉球问题，而是这一复杂关系的凝聚。在这个意义上，琉球问题甚至也不是东亚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发展在这个区域上集中的一个展现。琉球问题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周边区域及后冷战时代的霸权构造关联在一起，未来日本在这个区域的角色也取决于这个构造的变化。正由于此，除了直接的反战运动和反(军事)基地的运动之外，琉球也在认识论上或者说历史认识上提供了一个角度或一个视野，让我们重新看待这一段历史——区域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

 

　　六、“琉球问题”、区域关系与19 ~ 20世纪国际规则的巨变

　　琉球问题的另一个特殊性可以追溯得更远一点。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而对亚洲区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在区域内部或亚洲社会内部也产生了相应的民族主义动力，但一种新型的主权国家类型是在欧洲的影响下诞生的。亚洲区域的一些新的主题或者新的角色就是这一新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合法性知识的产物。琉球是一个特殊的王朝，始终保持着与中国的朝贡—藩属关系，为了维持其地位，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形成双重朝贡模式。无论当时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具体状况如何，在亚洲区域的历史关系中，琉球的地位是由一个完全不同于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模式维系着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关系。这套关系，我们姑且用朝贡这样的概念来叙述，通常来说不构成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无论怎样叙述，民族主义关系是把过去的这套传统关系彻底打破之后才能形成的关系。因此，日本对它的控制不是在原有的关系模式之中，而是在新的关系之中，是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之中了。

　　事实上，19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不仅是中国与日本在这个区域的霸权地位的变化，而且是一个普遍性规则的突变。这个规则性的突变不能一般地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来描述，因为它指的是构成这些地区政治实体和社群关系的基本原理发生了断裂和转变——没有这个断裂和转变，我们就不能理解琉球的近代历史、不能理解甲午战争和台湾的割让、不能理解朝鲜半岛的殖民化、不能理解满洲国的建立与垮台、不能理解“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军事逻辑。1871年12月23日，明治政府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政府代表团，历时一年零十个月，历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十二个国家，据说使团耗费达100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总收入的2%以上)。{3}在《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中，明治政府规定岩仓使节团的任务之一，便是 “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4}1873年3月15日，岩仓使团拜会德国首相俾斯麦，这位铁血宰相对近代日本思想的影响不容小视，大久保利通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俾斯麦以弱小的普鲁士向大德意志帝国的转变为例，对使节团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此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5}大久保利通给西乡隆盛写信说：“听了俾斯麦的一席话，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6}

　　这件事对日本影响至深，{7}并不限于日本自身的富国强兵，因为明治政府利用西方国际法规则争取生存空间的努力在亚洲地区一变而为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逻辑。太平洋战争正是这一扩张逻辑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同一扩张逻辑发生正面冲突的结果。明治初期，日本多次遣使来华要求仿照西方各国的条约与清朝签订通商条约，这一签约诉求背后隐含着对朝鲜、琉球等地的扩张欲望。明治初期的“主政者岩仓具视、木户孝允等的一个政策，就是向中国和朝鲜发动侵略，特别要用倒幕后的军队去远征朝鲜，借以巩固中央政权。当时朝鲜在名义上称为中国的‘属邦’，日本政府派代表到朝鲜要求开港通商，朝鲜方面要日本先与中国缔结条约，然后再和朝鲜订约。日本政府在这时积极进行中日通商条约的缔结，一面是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同时也为了由此取得进入朝鲜的一种资格。”{8}从这个逻辑看，那种将太平洋战争(“争取生存空间”)与“大东亚战争”(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和殖民)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战争的叙述逻辑是不成立的。

　　在寻求适应国际规则变化的过程中，日本自身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需要建立自己新的地基，它的扩张性越来越强，而利用当时的区域关系，逐渐把琉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是这一扩张性的具体体现。日本的扩张并不始于明治时代。例如圣德太子之前对朝鲜任那的占领、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征战并欲借势席卷大明和印度的对外军事行动，都是早期扩张的明确例证。明治之前，日本没有吞并琉球，也主要出于德川家康对大明的恐惧和经贸利益考虑，而郑经派手下萧启帮助日本袭击琉球赴清国朝贡船，也是在这一状态下发生的现象。这也意味着在日本历史内部存在着与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动因。但是，除了扩张的内部动力之外，我们其实还需要问一问：明治日本是用什么样的原理来统摄这些地区的?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扩张主义有了哪些不同以往的特点?我认为自觉地利用新型的国际规则就是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依据的是英国惠顿的国际法原理，首版于1864年，很快传播到日本。这是西方民族国家的逻辑进入这个区域在知识上的表现——中国人、日本人被教导说，中国、日本与西方的矛盾和冲突来源于自身对国际法缺乏了解与知识，而新的变革需要在这个方向上逐渐地展开，将自身确立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即奉行国际法的民族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初期的日本同样受到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却力图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朝鲜等地扩张。其实，在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之前，日本就已经在努力模仿西方列强的模式，并在周边关系中加以运用。例如，就在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谈判过程中，日方力争的已经是“约同西例”，而中方拒绝的是利益“一体均沾”的字样。清朝开始希望维持原有的区域关系模式，但奈何“各使动称万国公法，我即以公法治之”，{9}欧洲帝国主义的国际法遂逐渐成为主导东北亚区域关系的基本框架。岩仓使团回国后，一度抑制“征韩论”，除了出于“内政优先”的考虑外，恐怕也有在新规则下重新规划对朝鲜等周边地区的扩张策略有关。

　　日本在占领琉球的历史过程当中，两者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琉球群岛由大隅诸岛、吐噶喇列岛、奄美群岛、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组成，面积不大，约4500平方公里。琉球向中国王朝朝贡的时间可以追溯至1372年(明洪武五年)的“三山”时期，这个群岛上的中山率先向明朝贡，山南、山北随后跟进，这三个小王国分别受到明朝册封。15世纪初，统一的琉球王国形成，继续向中国朝贡。17世纪初，即1609年，日本萨摩藩(岛津氏)武力征服琉球，琉球王被迫向日本暗中称臣，并在奉中国正朔的状况下，向日本交付沉重赋税达二百七十余年。琉球王国与明朝和萨摩藩(乃至江户幕府)的双重朝贡关系形成，但琉球国王仍受中国王朝册封，直至清代。我在琉球王宫访问时，见到明清两代回赐的物品，尤其是船只，琉球王宫中也陈列了接待中国钦差的仪式的画面。日本明治政府先是在1872年10月废琉球国为琉球藩，继而在1879年3月派兵入侵琉球，设置冲绳县，琉球从此沦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10}琉球很弱小，就跟不丹、锡金等喜马拉雅山麓的王朝一样，这些很小的政治体，为什么从来都能够存在于几个大的政治体之间而不必一定要变成一个大的政治体的一部分呢?为什么在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些小型王朝就逐渐地转变为民族国家的一个特定区域呢?是什么样的文化、政治和制度的灵活性能够提供小的政治共同体的相对独立，又是什么样的文化、政治和形式化的制度最终以主权的名义将这些共同体收编在一个形式主义的主权概念之内呢?这些问题并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没有发生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但都处于同一个转变之中，在其复杂的内外关系中，不可能自外于这些危机和挑战。

　　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如今常常被归纳在朝贡体系范畴的政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朝贡关系中也有内外，但与主权概念下的、由边界及边界内的行政管辖权等概念所划定的内外关系不同，前者的亲疏远近与后者的内外二分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在前者的亲疏远近关系中，内外之间有相当的模糊性和弹性，而后者的区分更为刚性。按照主权原则，内外的严格分界产生了独立与统一的绝对对立，其间没有模糊地带;而朝贡关系更像是一种亲疏远近的关系、一种由参与者的实践相对弹性地展开的关系，因此，朝贡关系并不等同于一种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内外关系。当然，朝贡关系与条约关系的差别是一种规范性的差别，在实际的历史关系中，两者之间也存在着重叠之处。我曾经将这种重叠关系归纳为王朝历史中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双重过程，即王朝的内外关系包含着多重的模式，往往因具体事例而定，同样被归纳在朝贡关系的范畴之下，实质的内涵并不相同。{11}例如蒙古、西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不同于清朝与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后者与近代外交关系相仿佛，而前者则不能用外交关系加以比附。王朝体制内的蒙古八旗制、西藏噶厦制、西南各土司制均各有不同，即便是藩属关系，也往往因各种历史条件的差异而并不一致——朝贡体制不是一种规范式的、整齐划一的制度，而是一种较为灵活的联系模式。

　　在民族主义的时代，某个区域或者是某一政治体的一部分，或者是主权独立的，不存在既不是一部分又不是独立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联系或模式，这也就意味着传统联系模式的瓦解。日本对琉球的殖民以及1874年第一次对台湾的攻击就意味着亚洲地区长期行之有效的一套联系和互动的法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是一个王朝吞并另外一个王朝的过程，也不仅是中国与日本两国之间力量消长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普遍规则的突变。日本对朝鲜的入侵、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正是这一普遍规则突变的序列性的呈现。早期欧洲的国际法其实就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法，日本正在力图运用这个规则跻身于欧洲帝国主义的行列。在这个新时代，一个政治体对另外一个政治体的占领和攻击，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诉诸于一个全新的法则，旧有的规则不再起作用了。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琉球问题就其根源而言是日本内发的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法则的普遍化这一双重过程交互重叠的产物。

 

　　七、帝国主义国际法的最初运用

　　中日第一个修好条约批准交换后一年，1874年，日本以1871年11月间遭遇飓风的琉球渔民和台湾山地民的冲突(死54人)为由，发起对台湾的攻击。日本先是用琉球事务来跟清政府打交道，而后又试图以此为跳板对台湾进行攻击和扩张。在发动战争前，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抵达北京请求觐见，并遣副使柳原前光就此责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要求清政府处理、惩罚这些跟琉球渔民发生冲突的台湾山地人。毛昶熙答云：“‘蕃’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属我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显然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他同时又指出：“杀人者皆属‘生藩’，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指北海道的爱摩人——作者注)，美国之‘红藩’(指印第安人——作者注)，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12}清代中国有多重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有大清律、蒙古律，在西南有土司制度，在西藏有噶厦制度，在台湾，生番和熟番是区别对待的。这一独特的王朝制度产生于所谓“从俗从宜”的治理策略和各个地区长期的政治—文化关系，并与王朝政治的“对外关系”相互连带。1874年战争爆发后，总理衙门于5月11日照会日本外务省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所属。中国边界地方，似此生番种类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图之内，中国亦听其从俗从宜而已。”{13}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严格的内外分野但同时又包含着多重差异的制度形态和关系模式。这个多元性的法律政治制度仍然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制度，在这一多元政治条件下，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支配和战争，但就其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灵活关系而言，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不是将这一制度理想化，而是从一个历史的视野反思现代政治制度在保持多样性方面的缺失，追问为什么这样的政治联系的模式在民族主义时代难以为继，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模式如此强烈地要求内部的统一性、单一性和清晰的内外关系。

　　总理衙门大臣在清朝视野中所说的这个内外的问题到了明治日本的台湾叙述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总理衙门大臣所谓“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指的是清代非常独特的法律制度，就好像说内地的法律与香港特区的法律有差别，但这个差别并不构成香港的主权地位的根据。但日本将大清律与当地习惯法的关系解释成主权意义上的内外关系。1874年2月6日拟定的《台湾‘蕃’地征伐要略》称：“台湾‘土蕃’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而征‘蕃’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清国如以琉球曾对该国遣使纳贡为由，发挥两属之说，以遑顾不理，不应酬其议论为佳。盖控制琉球之实权在我帝国，阻止琉球遣使纳贡之非礼，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任务，目前不可与清政府徒事辩论。”{14}

　　日本的策略是将进攻的地方与台湾分开，借口“土蕃”为无主的“化外之民”，以此论证对于台湾山地人的攻击不是对大清的攻击。这个说法与清朝的立场完全对立。这里不妨引述李鸿章与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的对话说明各自的立场：

 

　　……问：你们如何说台湾生番不是中国地方?答：系中国政教不到之地，此次发兵前去，也有凭据。问：你有什么凭据?未答。……答：台湾生番如无主之人一样，不与中国相干。问：生番岂算得一国么?答：算不得一国，只是野蛮。问：在我台湾一方岛，怎不是我地方?答：贵国既知生番历年杀了许多人，为何不办?问：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答：琉球国王曾有人到日本诉冤。问：琉球是我属国，为何不到中国告诉?答：当初未换和约时，本国萨(山司)马诸侯就打算动兵的。{15}

　　中日之间围绕琉球和台湾的地位问题发生的争论是以西方势力武力介入这一区域并试图推广其规则为背景的。日本入侵台湾的借口其实是对美国入侵者的抄袭。1853年，美国海军副将佩里(Mathew C. Perry)的军舰打开了日本国门，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又于次年侵入台湾，他曾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其非常适合于作为美国商业的集散点，从那里，我们可以建立对中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菲律宾以及一切位于附近海面的岛屿的交通线。”{16}1867年，美国政府派遣两艘舰艇进攻台湾，但遭到当地居民坚强抵抗，大败而归;其后更采取“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在中、日、朝鲜之间实施分化瓦解。美国驻日公使德朗(C. E. Delong)于1872年10月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

 

　　西方国家的外交代表们的真实政策，应当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种行动路线，使日本政府彻底反对这种主义(指闭关自守与中朝联盟)，使日本朝廷与中国及朝鲜政府相疏隔，使它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同盟者。{17}

　　日本对台湾的第一次攻击不但采用美国入侵台湾的同样借口，而且曾在美国入侵台湾时到台湾做过调查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直接向日方提供了地图和建议。日本以“番地”为中国政教禁令所不及为理由攻击台湾直接来自美国人的建议。

　　由于美国和日本对台湾的入侵与西方国际法的运用范围的扩张相并行，而后者又被看作是一种先进的知识，侵略者因此能够用后者作为战争的合法根据。宫崎滔天{18}的哥哥宫崎八郎参加了1877年的西南战争。1877年的这场战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是日本近代英雄主义的一个事件。上野公园中至今矗立着西乡隆盛的铜像，他不但是西南战争的将军和早期“征韩论”倡导者，也是进攻台湾的主将西乡从道的族兄。那么，这场战争与1874年的战争有什么精神上的联系吗?野村浩一教授评论宫崎八郎说：“在八郎的身上，毫无疑问，明治初年最进步的要素与支撑着他的豪杰的要素，两者交杂混合在一起，而且，这种最进步的要素，在不同的形势下，会突然之间转化成完全相反的东西，这种危险性，也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亦即，自由民权与征韩论，或者反政府运动与台湾征讨战。”{19}在征讨台湾的问题上，他给父亲写信说：

 

　　日本尚少悬军事，故人人陷于因袭，以致纲纪不振。此节出兵事成，乃尤可贺事也。去年琉球王子亦来朝皇国，彼为日本藩属已定，琉球王受日本藩王之礼，参列华族。台湾人杀害琉球人，乃与杀日本人无异，我国责其罪，乃万国公法也。{20}

 

　　西南战争时期的英雄主义与攻击台湾时所使用的“万国公法”的精神恐怕是有内在联系的。宫崎八郎还曾给时在中国负有重任的曾根俊虎写信说：“先前所报一群马贼蜂起之事，尔后状况如何，请望一报，此处可依事斟酌，放弃万事，直奔大陆。至于岛国之事，无甚可言者。可告者，唯乐在整装，欲早日呼吸大陆之空气也。”{21}从这个角度说，攻击台湾与进军亚洲大陆(中国)也是相互关联的，而其理据就是所谓万国公法，即国际法。

　　这是以民族国家及其内外关系为前提的新的时代精神。宫崎八郎在说这些话时洋溢着的英雄主义气息意味着近代民族主义的知识作为新的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完全建立了。正是这种新的知识赋予了日本帝国征服琉球、征服台湾，继而征服大陆的正当性。这个知识不是日本自己的产物，而是伴随西方列强相互竞争势力范围而来的。宫崎八郎言语中的“万国公法”所本的大概就是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这也意味着作为被侵略国的清朝也正在西方势力的诱导下接受这种知识——据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冲突都是因为清朝不懂“万国公法”的缘故。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琉球的问题、台湾的问题、朝鲜的问题，以及对大陆的征服的问题，是和近代民族主义的正当化和传统联系模式及其价值的衰落相伴随的。这就是民族主义知识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个内在的联系，正是这个内在的联系能够赋予西乡隆盛、宫崎八郎等从上到下的将士以英雄主义。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种将自我及其行动正当化和崇高化的价值。如果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入侵，怎么就是一个英雄呢?因此，这些早期帝国的英雄主义建立在一个新的知识基础、新的正当性法则之上。日本对朝鲜的入侵也遵循着同一逻辑，它逼迫朝鲜跟清朝建立条约，通过贬低朝贡关系，一种形式平等的主权观念为帝国主义扩张和新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前提。这一规则性转换将侵略叙述为解放，将传统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扩张逻辑解释成新的时代精神。

　　琉球的社会运动批判早期日本现代化的思想，因为现代化观念也是将日本的殖民统治正当化的理论根据。现代化的正当性在今天仍然是一种合法化的观点，比如说形式平等的观点、机会均等的观点在内外关系中都可以成为将现实的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前提。在19世纪，签订条约的前提是存在着形式平等的主体，而形式平等的主体之间签订的条约却是不平等的。其实，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最初产生于欧洲列强在争夺资源和殖民地时的相互竞争关系，形式平等也只适用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当条约关系转向帝国主义国家与其他被殖民和被压迫地区之间的关系时，形式平等的主体就只能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被确立。在19世纪晚期的东北亚地区，通过这一新的关系及其标准，琉球、朝鲜、越南和中国王朝之间的册封关系被看成是不正当的关系，即形式上等级性的关系。在这一双重关系里面，帝国主义的入侵被看成解放，因为条约关系被解释成平等主体间的关系。

　　明治时代的许多进步人士真诚地相信对琉球的领属关系的确立、对台湾的攻击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这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赤裸裸的霸权状态在逻辑上有明显的连续性。美国入侵伊拉克造成了极大的平民伤亡，遭到全世界舆论的批评，但它的自我辩解是：这不但是反恐战争，而且也是帮助伊拉克人民打倒独裁者、建立民主体制的人权战争。由于这场新战争已经发生在民族国家体制的框架下，问题似乎只能在暴政与民主之间加以解释。19世纪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新的关系和尺度，在亚洲地区存在着多少世纪以来长期有效的另一种知识、另一种支撑政治体之间关系的制度和礼仪系统。因此，它直接地显现着两种不同的世界关系及其对抗性。而在今天，在一个民族国家体制早已经确立的时代，美国的入侵恰恰表现为对国际法的破坏。

 

　　八、民族解放运动与想象新的区域—国际关系

　　我在前面分析了国际法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应该对国际法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这是由于国际法的实施条件发生了历史变化。国际法早期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法则，但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和解殖民化运动的发展，许多被压迫民族成为新兴的主权国家，他们利用国际法的主权学说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综合了国际法的一些原则和成果。当国际法不再只是(虽然仍然经常是)超级大国用以操控的工具的时候，超级大国就不断地破坏国际法。南斯拉夫危机、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全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对国际法的历史批评又不能等同于对国际法的否定。也在同一个意义上，对于传统政治关系和联系模式的重新追溯并不等同于要重构这种政治关系。所有这些工作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反思的和批判的视野，构思新的区域—全球关系及其规则。

　　琉球问题不仅在于美军对琉球的占领、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独立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种历史关系的转化。这个转化是普遍的，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给定的法则。统一和分裂的关系都必须在这个模式中处理，但是否存在着其他的历史传统，帮助我们构思适应当代世界的新关系呢?许多年前，我在柏林高等研究院访问时的同事、美国国际法专家斯蒂芬•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和我讨论过对香港一国两制模式的看法，他当时写了一篇题为《19世纪东亚组织化的虚伪》(“Organizational Hypocrisy in 19th Century East Asia”)的论文。“组织化的虚伪”这个概念是瑞典社会学家尼尔斯•布朗松(Nils Brunsson)提出的概念，克莱斯纳用这个概念描述国际法所创造的关系，原因是国际法预设的主权概念其实从来就包含着自我矛盾，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代顿协议，直至伊拉克、阿富汗危机中的国际干预及和平协议，均出现过违反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现象。相较之下，东亚的传统有所不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在国际法律主权的意义上又有权加入国际组织，拥有不同于大陆的护照和独立的签证系统。这一情况接近于中国朝贡关系内部的权力构架。{22} “一国两制”只是一种可能性，也是在主权体系内部的一种综合和发展，但它提示了根据不同的情况构思不同的关系模式的可能性，也提示了主权概念本身可能产生的和必不可免地发生的变异。

　　20世纪与帝国主义、革命和冷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历史主题没有一个不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所谓后冷战时代，我们这个区域出现的种种新的危机的基础是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要美化传统的关系——征服、战争和其他控制手段在每个时代都存在，朝贡或其他联系模式也遵循着控制的逻辑。因此，简单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用传统天下观描述这种关系，很容易被误解为对旧等级关系的向往。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亚洲想象的政治》一文中提出任何区域关系的重新构想都必须建立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上。但我们还是要问：现代世界对于个人自由的尊奉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传统政治关系和联系模式对于文化、政治和其他习俗多样性的容忍度要高于现代世界?通过这样的追问，我们不是要去恢复旧的关系，而是通过对传统关系重新诠释，形成对于我们置身其间的制度框架及其价值的反思性的和批判性的视野。

　　琉球问题的特殊性就存在于上述多重关系里。美国的军事占领仍然存在，它既是冷战的构造，又是全球化的军事结构的体现。1972年5月15日，琉球被美国“归还”给日本，但矛盾随之而来：首先，日本并不能主宰“回归后的”琉球事务，太平洋战争的权力关系仍然凝聚在琉球的上空;其次，琉球与日本的历史不可能妥帖地放在“回归”这个概念之下。如果“回归”是对近代日本扩张历史的承认，那么，“回归”也意味着琉球的反占领运动将发展为与日本政府的矛盾。即便绕过这个“回归”概念，从冷战时代至今，日本还不是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琉球不能不游移于认同日本与独立于日本这两个选择之间。在战后最初的年代，琉球甚至被迫考虑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的可能性。

　　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外，在冷战条件下，主权的不完全性或不完全性主权是东西两个阵营的国家的普遍命运。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用所谓“勃涅日列夫定律”描述东欧国家的“不完全性主权”状态，因为东欧国家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系于苏联及其统治下的华约组织，但是，西欧国家忘记问自己同一问题了——它们难道不也处于同一定律之下吗?在亚洲地区，日本、东南亚国家、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等美国冷战体系内的成员国其实没有一个具备完全性主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一个例外：通过与美国的战争和对抗，与苏联的辩论与对立，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形成了真正独立自主的主权地位。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的话，万隆会议精神、对不结盟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以及第三世界路线和对东西两个阵营的统一战线策略，是支撑中国的独立和自主的国际路线。从一个广阔的视野看，正是这一国际路线为冷战的两极构造的解体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因此，我认为独立自主的中国是冷战时代的最为重要的“去冷战”力量。没有这个前提，我们很难理解在战后的很长岁月里琉球和其它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对于中国的想象——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寻求自身的解放和自主，但并没有像近代日本那样遵循帝国主义的逻辑。不管今天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在国际领域，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已经深深地烙印在第三世界的世界想象和中国想象之中。

 

　　九、琉球的暧昧性与政治选择

　　美国对琉球的占领和驻军也包含着对某种历史关系的确认：在日本本土驻军和在琉球驻军是存在差异的——战后美国在日本有大量的驻军，随着日本在战后的恢复，它对自己的主权的追求日渐强烈，美国面临来自日本社会的巨大压力，它不得不将主要的军队驻扎在琉球。现在75%的美国驻军驻在琉球。其实，美国并未弱化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不但其指挥系统大大强化了，而且2005年10月29日日美就防卫问题达成合约，其主要内容就是进一步强化自卫队及日美军队之间的一体化。2008年，在常规动力航母小鹰号(驻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港)退役后，取而代之的却是尼米兹核动力航母，原先的所谓日本本土的“无核化”神话也就不存在了。核动力航母的配置显示了美军在全球战略中对横须贺港的高度重视。根据日美协商，2014年美国将琉球的普天间机场归还日本，在此之前，美军约8000人及其家属9000人迁往关岛，日本政府承担102.7亿美元建设费中的60.9亿美元。其实，在军事技术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即便有一天美国将驻军大部撤往关岛，也并不减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控制。因此，对美国霸权的批评若仅限于本土或本地的范畴，就不可能触及美国霸权的根本;最为有力的批判来自将本地的斗争与全球关系进行综合的能力。

　　在战后日本的恢复阶段，美国可以把琉球看成是自己的基地，而不是在日本的基地;即便琉球已经划归日本管辖，但在心理上，日本本土与琉球的差异是存在的。美国人带着西方的眼光进入这个区域，却很清楚这个区域内部的差异是存在的——它利用日本近代的殖民主义历史，将自身插入由这个殖民主义历史造成的差异之中。如果更深入地去追究这个问题的话，在前一个世纪发生的基本规则的大转变就会呈现出来。19世纪以前的模式不复存在了，琉球王国消失了，朝贡关系瓦解了，但它的历史——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占领机制，构成了亚洲区域的特殊的历史问题。因此，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

　　就是因为这样，琉球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有着比较独特的含义。比如说，琉球应该追求独立国家的地位吗?即便谈论独立，放在19世纪以降两种规则的博弈中，这又是什么意义上的独立呢?总之，琉球的自主性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地基之上?再比如说，美军军事占领造成的失业或者是就业这类的问题，涉及如何处理新的依附关系，这种新的依附关系是20世纪冷战的遗产;由于这一遗产涉及当地人的生计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问题。历史的正义有时侯无法通过追溯一个无辜的过去就可以解决，它不得不在多重关系中进行抉择。

　　琉球的社会运动从政治的视野提出问题，它不是孤立地讨论琉球的历史和自主性，而是从对于战争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责任这样的角度展开自己的维度。我知道琉球社会运动也产生了自己的宪法草案及其相关构想，围绕着这些构想也产生着新的分歧，其原因在于琉球的历史地位问题是编织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之中的。今天，即便在琉球，大部分人恐怕已经认可了“回归”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承认琉球是日本的一个部分，但这个“承认”也只是历史的产物。在这个前提下追问琉球的暧昧的历史位置和模糊的独立性或独特性，并不是简单寻求“民族独立”，而是追求一种自主性的新的政治形式——通过将19世纪以来漫长的历史转变凝聚在琉球这个点上，琉球社会运动提出的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我在琉球与当地社会运动人士有直接接触，他们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灵活的斗争策略。所谓高度的政治自觉是指琉球的社会运动——包括反基地的运动——其实从未将自身束缚在单向的斗争中。通过反对军事占领——琉球基地的美军撤出问题，他们同时提出了日本宪法和安保条约在历史演变过程当中扮演的复杂角色的问题。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有具体的指向、目标和口号，但又都不可能用一个单向的方式来理解。比如，支持还是反对和平宪法，都必须依据一定的历史情境，在具体的权力关系中提出问题。这样，政治自觉也就体现为斗争的灵活性。琉球的政治社会斗争不是教条主义的，你不能将它化约为民族主义的，也不能说它就是涉及工作权利、土地问题和社会福利等等。比如，琉球地主的反基地运动就包含着好多方面的意义，斗争策略也极为灵活。再比如，当美军基地迫于压力试图对基地做某种转移时，他们划船、游泳、潜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美军基地向近海延伸，并将保护琉球海洋生态与反基地运动联系起来。这个社会运动体现了真正的草根性和民主性。

　　琉球社会是一个有着高度社会动员的社会，各种各样的组织性运动为当地政治空间的扩展提供了基础。不管它的斗争目标是什么，不管琉球社会运动内部包含着怎样的复杂性，这些社会组织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赋予当地的人民以自治的能力。这就使得当地的社会斗争与琉球社会主体的创造密切地关联起来，即一方面围绕不同的社会问题展开具体社会斗争，通过利益关系的发掘进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斗争过程再造和更新一种新的政治主体，使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能够上升到人民自治的总体蓝图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政治自觉。在今天，任何社会斗争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社会身份，但如果将身份政治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身份政治，又会产生新的扭曲——台湾的身份政治所产生的社会分裂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各种力量介入的条件下，琉球社会运动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依赖于具体的形势和条件。社会运动是一个可能性的领域，一个焕发创造性潜力的领域，却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理想化的方式加以描述的领域。但相较之下，说琉球的社会运动显示了一种政治的成熟，恐怕还是有道理的。以我的粗浅观察，琉球运动主要是一个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只是这个政治运动的一个要素。

 

　　十、琉球对中国的想象与中国的自我理解

　　琉球的朋友给我看了他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并问及中国人会怎么看待琉球。事实上，琉球的社会运动也在深入思考琉球与亚洲地区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琉球问题也提供了一些思考中国大陆问题的角度，我从两个方面说一点肤浅的印象。一个方面牵涉中国革命和“文革”历史。我们都知道“文革”对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有很大的影响，琉球的文化运动也曾试图从中汲取灵感。我在伸入到美军基地里面的佐喜真博物馆不但看到了琉球的艺术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展示，而且看到了大量德国左翼艺术家珂勒惠支的作品，这让我很惊奇。我们都知道30年代鲁迅倡导木刻版画运动，其中珂勒惠支的作品是重要的典范。木刻版画运动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与社会政治运动连接起来。琉球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的兴趣在这里也找到了一个艺术史上的连接点。竹内好编辑的鲁迅文选在60年代曾经有过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国革命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广泛影响的一个生动的例证。这两个例子不能单纯地放在中国与琉球的关系中理解，而必须放置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国际左翼文化 / 政治运动的脉络中进行理解。我已经向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孙郁馆长建议，由鲁迅博物馆与佐喜真博物馆合作，在北京展出它们各自的珂勒惠支收藏，重构这一历史文脉。

　　另一个方面也涉及中国的自我理解。从冷战时代至今，美国与日本是战略同盟关系，但相互之间的心理态度却是很复杂的。遏制中国是美国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面，但它也时刻被自己的智库提醒说：武装日本也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据说70年代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前曾经征询过蒋介石的意见，问他是否有意接管，结果蒋介石没有接受。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具体查阅过档案，背景如何，不能确定地给出结论。但这件事情可以有两种假定性的分析：一种是实力分析，即如同晚清李鸿章无力介入琉球问题一样，蒋介石缺乏单独管理琉球的实力。另一种是政治文化分析，即中国的政治传统包含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主权范畴的世界观，按照这种世界观，它并不将传统朝贡关系(包括宗主关系)等同于主权关系。琉球与中国王朝的宗属关系长达500年，但中国王朝很少干预琉球内政，这与萨摩藩武力入侵后即在那霸设立“在藩奉行”直接干涉琉球内政很不相同。{23}蒋介石不直接介入琉球事务也可能与这一传统世界观有关。

　　制约蒋介石的抉择的大概首先是地缘政治关系，但前面这个假设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琉球问题就曾两度被提及。11月23日，蒋介石率王宠惠拜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土地等四项要求，其中并未涉及琉球问题，罗斯福不但表示同意，还向蒋介石征求过琉球归属问题，但蒋只是说琉球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由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两天后，1943年11月25日，蒋、罗再次会谈，罗斯福又提及琉球的战略位置，并问是否将琉球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中国管辖，蒋的回答仍然是：琉球问题比较复杂，以中美共同管理为好。显然，在蒋介石的视野中，台湾、澎湖列岛与琉球有所区别，前者属于中国的直接行政管辖范围;后者与中国的朝贡或宗主关系并不同于前一种关系。因此，前者必须收回，后者只能托管——他排除了日本对琉球的控制权，即表示不承认明治以降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但又没有用“收回”的模式规范中国与琉球的关系，所谓美国与中国共同托管是从战后国际关系和区域内部的力量平衡着眼的。蒋介石的这个选择与战争 / 冷战的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台湾在冷战格局中与琉球的不同位置。

　　蒋所谓“琉球问题比较复杂”是否蕴含着将琉球问题与前面讨论过的两种规则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我们不得而知。我在这里提到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传统内外观与由主权概念所规范的民族国家的内外观是两种不同的规则，即便在现实政治中可能产生重叠关系，也不能用后者界定前者。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叙述中，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的崛起、中国的衰落，以及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腐败、中国在技术和军事上的无能，是描述中国危机的基本尺度。这个描述客观地呈现了民族主义时代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及其后果，至今仍有相当的说服力。但它没能真正揭示出的是一种世界性的关系和规则发生的巨变。除了在民族主义框架下构思崛起之道外，民族主义叙述的真正问题是不能产生一种有关世界关系的新的规则和图景——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就在于它根据西方的利益要求确立了新的规则并将这一规则普遍化。因此，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不能不触及规则本身的重构。

　　晚清时代，康有为上书变法，我们读他的《上清帝书》，其写法是从周边危机开始的。按照这个描述，晚清中国面临的危机不是从它的中心发生的，而是从它的边缘发生的，是从越南、琉球、朝鲜、西藏、缅甸首先发生的。他的叙述方式是：俄、日窥视中国的东北，俄国还盯着中国的新疆和蒙古，英国介入缅藏，日本占领琉球，又据朝鲜，法国则控制了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我记得康有为用了一个词，叫做“将及腹心”，就是周边危机逐渐地渗透到内部，进而发生总体性的危机。支撑他的叙述的是一个世界观，一个由这个世界观呈现的世界体系及其危机。换句话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简单的中国自身的危机，而是一种世界秩序的危机。从周边的角度，从琉球、越南、朝鲜的角度，这个区域正在发生着的巨变反而呈现得更为深刻、具体、准确。这种对于危机的解读与在民族主义知识的框架下对危机的解读相当不同，各自包含着对中国的不同理解。康有为的解释显然是站在“中心”的角度观察“周边”的变化，这是这个世界观的特点之一。今天在韩国、琉球等地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周边”观察这个转变?一旦视角转变，传统世界观包含着的多重性便会呈现出来。无论对于理解传统的区域关系，还是理解冷战时代的格局，这个中心—周边的辩证法都是重要的。我的建议只是：在中心—周边的框架下理解区域关系的同时，还需要追问我们是在哪一种世界观的视野内讨论这种中心或周边问题——是民族主义的框架，还是前或后民族主义框架?没有这一自我追问，也就没有对于19世纪以降形成的这个所谓“普遍规则”的突破。

　　关于琉球的最终地位问题，琉球社会运动一直存在着讨论和分歧。我认为这类讨论的模糊性源自我们所处的世界关系之中，这个世界关系并不提供另外一种有关世界关系的想象空间。无论怎么谈论民族国家衰落，民族国家作为当代主要的政治单位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主权关系不是一种孤立的关系，不可能由单一民族主体加以实施，在这个意义上，琉球问题的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琉球的社会运动受到当代社会思潮影响，其中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所谓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究竟是什么意思呢?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清晰的政治目标，这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三个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历史进程。如果离开了其他两个条件，其中任一目标都可能走向自身的反面。比如，为了争得自己国家的独立或生存空间，不顾及其他民族——尤其弱小民族——的解放，这个国家要独立就可能演化为近代日本式的帝国主义。如果只是将民族目标放置在中心，而忽视人民的需求和地位，民族—国家现代化就只能转化为强国主义并掩盖内部的不平等。因此，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内在关联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进程，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国家、民族或阶级等范畴的本质性规定。在今天，20世纪政治的上述三大目标虽然可以给予我们许多的启示，但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地适用于今天琉球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目标。这是一个新的语境和新的时代。我在前面谈到两种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理解，一种产生于革命、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脉络，另一种产生于前民族国家时代的政治—文化关系，这两种视野在今天都消退了。即便偶尔被记起，也已经成为民族主义想象的一部分。琉球作为一种政治视野有助于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不但为创造新的区域—国际关系提供资源，而且也为21世纪的新政治提供想象的空间。因此，琉球的政治主体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这个思考将会引导我们对21世纪的政治给出全新的回答。我认为当代许多地区的社会运动——绝不限于琉球——的困境都与如何回答这个政治主体性问题有关。

 

　　*本文根据丸川哲史先生对作者的访谈记录、整理和修订而成。访谈时间为2008年10月22日，地点是清华大学新斋304室，由刘睿妍同学记录整理。这个访谈是应《开放时代》杂志社和丸川哲史先生的要求而做。孙歌女士、丸川哲史先生、王中忱先生、韩东育先生、刘晓峰先生和林少阳先生分别审阅了文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1873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东京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名曰“明六社”的团体，开始定期举办演讲会。在演讲会上并不是直接地提出政治性话题，而是为了推进日本的文明开化讨论各种改革。

　　{2}森鸥外(1862 ～ 1922)，日本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本名森林太郎，号鸥外，别号观潮楼主人、鸥外渔史。1862年7月9日生于日本石见(今岛根县)鹿足郡一藩主侍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汉学和兰学(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教育。1882年毕业于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曾任陆军军医。1884年赴德国留学，广泛涉猎欧洲古今名著，深受叔本华、哈特曼的唯心主义影响，哈特曼的美学思想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1888年回国，历任军医学校教官、校长、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等职。晚年担任过帝室博物馆馆长、帝国美术院院长职务。1922年1月19日逝世。

　　{3}烟山专太郎：《征韩论实相》，日本：楚南拾遗社1909年译印，第231页。

　　{4}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的研究》，日本：宗高书房1976年版，第161 ~ 162页。

　　{5}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三卷，日本：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329页。

　　{6}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3页。

　　{7}这里关于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均参见和引自解晓东：《岩仓使团与日本现代化》，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2期(2006年 3月)，第68 ~ 71页。

　　{8}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8页。

　　{9}同上，第57 ~ 58页。

　　{10}攻占琉球与侵略台湾存在着连带关系。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后，萨摩藩诸侯岛津齐彬就建议说：“英法既得志于清，势将转而向东。……故我之入手第一着，当以防外夷为上策;或助明末之遗臣，先取台湾福州两地，以去日本之外患。虽取此二地，即我萨隅之兵已足;惟无军舰，则不足以争长海上。故当今之计，又以充实军备为急图。”见同上书，第63 ~ 64页。

　　{11}参见拙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12}同上书，第64 ~ 65页。

　　{1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三，第29 ~ 30页，见同上书，第72页。

　　{14}《台湾“蕃”地征伐要略》，载《对支回顾录》，第53 ~ 54页，转引自同上书，第65 ~ 66页。

　　{15}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第36 ~ 39页， 引自同上书，第78 ~ 79页。

　　{16}卿汝楫：《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引自同上书第105页。

　　{17}T.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Vol. I， pp. 476 ~ 477，引自同上书第106页。

　　{18}宫崎寅藏号滔天，孙文的坚定支持者，曾帮助在日避难的孙文联络在日华侨。1902年，发表自传《三十三年之梦》，详述与孙文的革命历程，成为研究孙文、辛亥革命和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后又为中国同盟会的建立而奔走，是同盟会最早的外籍会员之一。

　　{19}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20}荒木精之：《宫崎八郎》，载《祖国》1954年5月号，第182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20页。

　　{21} 《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日本：平凡社，1971 ~ 1976年，第109页。引自同上书，第120页。

　　{22}参见拙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第697页。最近读到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对于香港问题的研究，他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论述，见强世功：《中国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据历史学家的研究，1624年后，“在藩奉行”并未获得在琉球的决策权，其功能仅限于监督琉球王府交纳年贡等，因此，日本以此证明自己早就获得了对琉球的统治权也没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