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让中国人吃中国大米!似曾相识的「计划通」?
白米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餐,特别是寒冷的冬天,哪怕只有一碟黑头咸菜,就这白米粥喝下去,你也会感到从胃到心,满身的暖意。这是家的味道,也是最普通不过的生活,当下的中国人,谁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和大惊小怪的。
1952年7月25日星期五,日本战犯,原伪满安东市经济保安科科长小川仁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他曾经历过的一件事。
1943年末,一个很冷的星期天,时任“奉天(今辽宁沈阳)警察局的经济保安科附”的小川仁夫,命令满铁的“大和警察署”:从早上起,到奉天车站去抓捕携带粮食的人。
小川仁夫当年是伪满的“经济警察”,即配合日寇残酷的“统制经济”,榨取民脂民膏,从经济上进行侵略的黑狗子。
原“大和警察署”,今沈阳市公安局
在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经济侵略,除了利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进行搜刮之外,还严格规定中国农民生产的水稻、小麦、大豆等,不准自己食用和贩卖。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地面上,中国老百姓吃了几辈子的大米、白面,甚至豆制品,如今只许日本人吃,不许中国老百姓吃,你吃了就是“经济犯”。一旦被官方发现,轻者挨打或被罚款,重者不是倾家荡产就是进监坐牢。
当时有一段顺口溜,说:“大米白面经济犯,苦了庄稼汉;种地人,无权吃,吃一口,经济犯!遭毒打,带过电,弄不好,进狗圈,一命染黄泉,何处去诉冤?”
义县有家卖豆腐脑的叫麻庆宝,在钟鼓楼附近卖豆腐脑,卖了多少代了。随着大豆成了“战略物资”,卖豆腐脑就触犯了日本人的“王法”,被伪满的经济警察发现,上去一脚,把豆腐脑摊子踢翻在地,然后抓到警察局,就逼问豆子咋来的?
一碗豆腐脑,都能这么大罪过,一碗白米粥、大米饭,那罪过就更大了!
小川仁夫就是管抓“经济犯”的,说白了就是不让咱中国人过好日子的。星期天也不休息,要求满铁附属地的警察,配合它们严格检查来往的中国旅客。就这还不放心,休息一了一上午,吃完中午饭,就义务加班,到“大和警察署”,作监督巡视。
伪满警察
在这座警察署的“经济保安系”办公室里,小川发现短短半天,已经抓获了上百名中国人。而且在工人、农民、商人们中间,还有一个头发蓬松、双眼皮的女学生,看起来也就是个初中生。
大和警察署经济保安系主任原田,看到小川来了,赶紧献殷勤,说把这个女学生怎么处理?接着又把负责审问案情的“审问系”宋警尉叫到主任室里来,说明情况。
原来这个小姑娘的母亲,得了很久的病,已经治不好,随时都可能死了,就希望临死前,能喝一碗白米粥再死。中国人讲生死为大,小姑娘万般无奈,找了一位家是铁岭农村的同学,挨家挨户,求爷爷告奶奶,才匀出来十斤大米。利用星期日,跑到铁岭,买了米,坐火车回到奉天,准备给母亲熬一碗,赶紧喝上,了却心愿。可刚下火车,还没出车站,就被搜出来,逮捕了。
小姑娘哭得梨花带雨,刚才又被日伪警察连打带骂,可她还是哭着祈求小川:“我被处罚也不要紧,只是恳求你们能让我的快要死去的母亲,可以喝到一口大米粥!”
火车站是伪满经济警察严查“经济犯”的重点地区
说实话,小川从心底还是很同情这个中国小姑娘的,但他知道,日本在伪满的“法律”规定,对于中国人,除去简任官以上的高级官僚和大财阀以外,是被禁止发给大米的,所以大米是无从到手的。可是如果这次允许了小姑娘把大米拿走的话,那么今后将有更多的中国人以此为借口而破坏“法律”,怎么办?
翻来覆去,小川终于想明白了,“就是不能给中国人大米吃,我们还不够呢!允许了她,那就会对日本人吃的大米的‘供出’上发生很大的障碍。”
于是小川当即做出一个“基本方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决不能让帝国的法律有任何跑冒滴漏的状况发生。
小川说:“她惦念母亲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幸得很,她很像日本的平重盛那个人,知道小孝而不知大孝。她如果真能尽孝的话,她就不能把被‘法律’所禁止的大米给母亲吃,正因为不给母亲吃,才是真正的大孝!”
小姑娘的下落如何,小川没有管,他要继续去督查他的爪牙,抓捕更多的中国籍“经济犯”。
盛产各种农作物的东北,成了日帝的经济殖民地
一个叫常彦的13岁小男孩,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证言,同为“经济犯”的他,当年遭受了什么样的惩罚。
1944年的冬天,齐齐哈尔铁道学校的“练修生”,其实就是童工的常彦,他的父亲病倒了。老常师傅在饭馆里当了一辈子的面案师傅,整天都与面粉打交道,做得一手好面食,抻得一手好面,病倒后唯一的奢求是能吃上一口面条儿。
可是在所谓的“王道乐土大满洲国”里,中国老百姓只能吃日本人配给咱们的高粱米、苞米面,此时由于太平洋战争战事吃紧,鬼子干脆就只配给极其难以下咽的橡子面。你想吃大米白面,甭说买不到了,就是买到了也不允许你吃,吃了就是“经济犯”。
可是都这时候了,老父亲这身体,眼看就撑不住了,小常心急如焚。为了能满足父亲吃口面条的要求,他四处打听,哪里能买到白面?最后才打听出来,距离齐齐哈尔四站地,有个宁年站(今黑龙江富裕县富裕镇),因为地处偏僻,还有人私底下倒腾米面加工生意。
伪满警察在检查行人
很巧,小常跟前面提到的小姑娘一样,也是坐火车去的,也是买了十斤。俩人都是平生第一次,而且又是单独一人乘坐火车出门,就怕被日伪的军警宪特发现,紧张的不得了。结果怕啥来说,在出站闸口,还是被检查出来了!
小常被早等在那里的警察一把从后面揪住,顺手给了一巴掌,和另外几个被抓的“经济犯”,被连推带搡抓到到站前派出所。这里多说一句,警察和派出所,都是日语词。
日伪警察挨个审问,到小常这里,也不因为他只有13岁,又是个孝子,就有任何“姑息”。不管眼前这个瘦弱的中国孩子怎么告饶乞求,仍然狠心地用用机械轮带制作成的刑具,在孩子的双手上,各抽了三十大板!
打你,还不许你哭叫,因为你越是哭叫,这帮畜生打你打得就越狠。
小常的两只小手,被打的,眼瞅着两只手掌的颜色由红变紫、由紫变黑,肿得都握不拢拳头了。这还不算完,这帮畜生还作践粮食,这么好的白面,你不让中国老百姓吃也就罢了,它们狞笑着,竟然铲了脏兮兮的炉灰和煤渣,倒进白面口袋里。
说是“王道乐土满洲国”。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民的活地狱
“求大爷行行好吧!您这样,我爸爸还怎么吃?人都快不行了,您做点善事,积积德啊!”
被撵出派出所的时候,要不是想到家里还有望眼欲穿的母亲,炕上躺着病入膏肓的父亲,小常死的心都有了。
其实这还真算是“积德行善”,更惨的还有的是。
1944年春节,家住通河县(今属黑龙江)清河村的李老太太,好不容易给孙子弄了点大米,夜里关好门窗,偷偷做了碗大米饭,让孙子吃。第二天.孩子在冰面上打冰溜子玩,因为好久不吃大米饭,贪吃吃多了不消化,冷风一吹,吐了一口,恰巧被一个日本兵看到了,结果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孩子鼻口淌血。这还不算完,鬼子兵把老李家六口人,都抓到兵营里去,放出大狼狗,从老人到孩子,一家人都被咬死了。
1945年春节,在丰满当劳工的于师傅,他哥哥偷偷送来几斤大米过大年。大年三十,吃过晚饭,于师傅6岁的儿子,跑到江桥上玩,被鬼子的火车轧死了。鬼子来检查,发现孩子的肚子里冒出来白花花的大米饭,暴跳如雷,满世界捉拿“经济犯”。可怜老于师傅夫妻,不敢哭,不敢认,全家人抱头痛哭。
“日满华亲善提携”实际上日寇哪里拿中国人民当人看?
从史料来看,为了从东北的中国人民口中夺食,伪满的经济警察无所不用其极,经常以“经济犯”为名直接逮捕中国人,1941年度发生“经济犯”案件约4万件,1942年约6万件,1943年达10万件之多,其中约6万件案件中的“经济犯”被送交伪检察厅处以罚款或判刑入狱,受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解放后,小川仁夫在旅顺战犯管理所里,深刻反省了这一罪行,特别是当他因病住院,得到中国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救治后,一位跟当年那位小姑娘个头、长相都非常相似的护士,为小川悉心护理的时候,他痛苦不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女学生为了能满足母亲临死前的愿望——想喝到一口白米粥,就冒着危险才仅仅获得了少许的大米。但是,我却这样地从这个孝顺姑娘的手中,一粒不剩地加以掠夺去了。遇到我这样禽兽不如的人的严重打击,那个少女的悲伤将是如何的呢?她的母亲也会是连一粒的大米也未曾入口而死去了吧!她的母亲的怨恨心情,又将是如何的深刻啊!越想,越感觉到我的头沉重起来。”
被改造的日本战犯向中国人民谢罪
如今,帝国主义反动派们不能不让中国人吃中国大米了,就企图忽悠中国人不能吃肉。相较“经济犯”的硬刀子,软刀子被装饰得更加“清新脱俗”,还频繁有中国的“优秀演员”来甘当配角,摇旗呐喊,声情并茂。
问题是美国每年人均肉类消费117公斤,澳大利亚123公斤,咱中国人每年人均肉类消费只有人家的一半,62公斤而已。可即便如此,我们也让有些“人”,甚至是“中国人”看不顺眼了吗?
历史告诉我们:谁不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日子,我们中国人民就有决心和毅力,去打倒他们,不管他们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反动派。
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那天,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明白无误地说过: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届政协会上毛泽东同志的签名
又:当年日帝不让中国人吃中国大米,现在有些帝国主义及其豢养各路乏走狗又蹦出来,想不让中国人吃肉,还美其名曰“为了亚马逊雨林”,说得何等冠冕堂皇?其实本质上跟当年日本法西斯搞的“经济犯”有啥区别?当年我们是“经济犯”,因为中国人吃大米,耽误了日本人多吃多占,如今我们是“破坏地球环境犯”,因为中国人不吃草了,就耽误各路洋大人吃肉了!所以它们火力全开,势必要把中国人民忽悠住,让洋大人继续多吃多占,真是似曾相识的计划通。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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