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代表列昂尼德·波利亚科夫向普京汇报道:在1990-1991年我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学说。在思想领域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所谓全人类价值的一些抽象、模糊的概念:如“自由”、“民主”、“市场”、“人权”、“公民社会”等等。俄必须改变盲从西方民主的观念。普京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俄罗斯国内历史教科书内容及版本混乱,不能客观反映国家现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的内容。普京呼吁全俄科教工作者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学 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普京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鼓励编写和出版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我们民族的历史。

　　2007年7月,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批准出版了给教师参考的历史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1]。

　　2007年10月12日本文作者陪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拜访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俄方对李院长来访高度重视,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库库什金院士、系主任列奥诺娃教授等及该系教授、《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一书作者安 德烈·菲利波夫会见了我们。列奥诺娃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由于国家取消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出现各种观点的历史教科书,教学水平下降,社会上充斥着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观点,包括对苏联历史人物斯大林、安德罗波夫等都是持批判态度。目前这种观点已经遭到俄罗斯史学界的反思和批驳。俄罗斯最近出版的这部历史教师教学参考书就是其反映。希望制定一个教学的标准,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水平。因为在教学中教师是中心环节。

　　安德烈·菲利波夫说道:他写这本教学参考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人指使,也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压力。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的书已经入选。他强调指出:俄罗斯目前还是多元化的思想,自己这本教科书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实际上国家希望确立对祖国历史的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这本书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评价祖国历史的标准,以便对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教学。你可以不同意这本书的观点,但必须按照这个大纲进行教学。

　　他说道,这本书的特点一是强调俄罗斯历史从沙俄到苏联到俄罗斯联邦的连续性,不是割断历史,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对祖国的自豪感;二是注重历史资料,一切结论均从史料出发。

　　俄罗斯历史教师参考书的出版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从对苏联历史的评价而言,应当说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出版这本书是由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的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亚·丘巴良,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维·萨多夫尼奇,俄总统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秘书沙·巴雷耶夫以及教育科学部代理副部长伊·加里宁共同做出的,具有学术权威性;加上普京总统对教科书的亲自关注,使它又具有了官方色彩。这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学参考书,当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第二,更主要的是这本书对于苏联历史和苏联历史人物有了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完全不同的评价,可以说是震动俄罗斯思想界的一次“拨乱反正”。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小,“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就宣称要出100本关于斯大林的书与之辩论。

　　第三,这本历史教学参考书的出版已经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世界各国有影响的报刊,如《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英国《独立报》、西班牙《国家》报……都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报道和分析。今年3月1日日本颇有影响的《朝日新闻》报竟然连续两天辟专栏评述俄罗斯这本书。引起西方震动的是,认为普京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为苏联历史“平反”,是“从民主体制的倒退”,意味着普京政权开始走向不民主。

　　苏联体制确实存在弊端,但断言苏联体制完全失败的观点是幼稚的

　　国内外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问题,苏联体制或曰苏联模式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

　　的确,当时的苏联体制确实存在许多应当否定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改革苏联模式的理由;但绝不存在“这个体制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而必然灭亡的根据,因为其体制自身也还有肯定的因素。这本教学参考书也持同样观点。书中 引用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承认:“在我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说明这个体制并非到了必然灭亡的地步。参考书指出:当时的苏联体制,对内“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是有保障的”;对外则“百分之百地可以抵御外来危险”。“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书中写道:“苏联体制的激进反对派断然回答说:不!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将其摧毁!随着经济困难的加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普遍。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说服力”。所以这本书最后做出判断:“断言说苏联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这种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

　　所以,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不同,这本书对苏联70年历史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在书中论述苏联30年代的国家制度时,从没有使用“集权制度”这个词。书中写道:“苏联不能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对全世界千百万人民来说,它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早在1918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证明必须立即在英国实行普遍选举权时援引了俄罗斯的例子。按他的说法,如果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不能尽快地看到国家社会体制发生好转的情况,他们会效仿俄罗斯的样子。众多西方国家在内政方面所做的有利于人权的调整,就是受到实现了社会革命和赢得了最残酷战争胜利的超级大国苏联存在70多年来很大的影响。”对苏联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予了肯定:“我们这个由于战争而濒临消亡边缘的国家能够飞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探索宇宙、和平利用原子能、大规模建设和许多其他方面取得惊人成就。”

　　所以书中引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普京的话评价苏联解体事件:“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原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

　　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这本书对苏联时期的历史事件的分析、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一些新的角度、新的观点。这里仅仅介绍该书关于战后时期的几个观点。

　　国民经济的恢复。学界有一种论点:认为苏联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成就不大。

　　苏联在战争中的物质损失估计达2.5万亿卢布,其中敌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达6 790亿卢布。

　　这大约是苏联国家全部财富的30%。占苏联战前45%的国民生产总值和47%的农业可耕地的苏联人口最稠密、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遭到破坏,苏联最发达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被拖后了10—15年。

　　但在斯大林领导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难以置信的努力为代价,不仅恢复了过去的实力并保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1948年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总体水平。成功地恢复了在战争年代毁坏的电站、冶金、机械制造和采掘业。俄罗斯联邦的西部地区、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工业重新投入生产。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提高工业生产的总体计划。根据正式资料,1950年工业生产水平超出战前水平的73%。1950年苏联国民经济总产值(以1964年的10亿美元计算)达到1 260亿美元,当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中美国是3 810亿美元,英国710亿美元、法国500亿美元、德国490亿美元、日本320亿美元、意大利290亿美元。国民经济总产值苏联已占据了世界第二位,这已经超出了战前水平。

　　战后科技的发展。很快恢复了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的投入规模比战前扩大了2.5倍,科研部门的威信和科学家的劳动报酬都提高了。从1949—1950学年起,国家开始把教育转为实行七年义务教育,着手启用“劳动后备军”制度培养工人干部,开办了手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和厂办学校。企业开设了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分校来培养本生产企业的专家。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到1960年大学生的人数比战前增加了3倍(达到240万人)。

　　1949年8月29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试验场上成功进行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而1948年10月10日,苏联发射了第一枚弹道火箭P-1。1953年夏天,完全由苏联独创的研究成果氢弹爆炸成功。1954年在奥布宁斯克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电站。苏联还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功率为10万千瓦的蒸汽涡轮机等。

　　民族政策。过去谈及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政策,侧重在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这本教学参考书没有回避1949—1950年在新的共和国和各个州开展全盘集体化以后,许多农民出于对强制性的集体农庄化的抵抗而成为了民族主义者。莫斯科当局不得不“承认错误”、发出“纠正过火行为”的指示。同时,也强调了苏联当局对民族主义者镇压的必要性。因为民族主义者采用了大规模残暴的恐怖手段,甚至对本民族人民也不例外。杀人与恐怖手段的受害者是普通党员,军人家属,教师,不少是集体农庄的农民。1944—1954年间苏联西部地区有4万平民死在民族主义分子手上,其中2.5万人是在 乌克兰西部地区。战后苏联军队和内务部队的军事损失可以同卫国战争的战略行动的损失相比。

　　10年内仅在乌克兰西部就损失3万军人。因此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对民族主义者地下活动的打击,并取得人民的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在失去了居民这个群众基础的支持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共产党最终赢得了西部地区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参考书总结道:“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形成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既有作为国家组成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的政治支持,也有来自民族共和国的物资支持,而在这两种支持之间保持平衡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特征。”

　　战后清洗问题。战后确实存在又一次清洗高潮。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列宁格勒案件”中,受害人中有联共(布)第二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辛斯基、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伊·罗季奥诺夫;还有一些部长们、一些大党组织的书记以及其他有影响的领导。“列宁格勒案件”受害者人数约有2 000人,他们中许多人被枪毙。

　　和30年代的大清洗一样,也存在一些人无辜受害和目无法制的情况。但斯大林为什么会发动又一次清洗?其目的是什么?该书指出了其中一个人们以往对此比较忽略的情况。书中写道:“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开辟的先河,使后人把大恐怖的发生仅仅归结为斯大林残酷、专横、不容他人意见等等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正如当时著名诗人达·萨莫伊洛夫所说:‘只有是一个完全的非决定论者[2]才能相信,1937年大清洗唯一的历史目标是巩固斯大林的政权,他贪图功名、追求虚荣和残酷性的力量就能够任意扭转俄罗斯历史的方向,他一个人就制造了1937年骇人听闻的现象。’”参考书进一步指出:“国内和国内历史学家的研究都确认了1930—1950年镇压的主要受害者正是党内统治阶层这一事实。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说:‘40年代许多人害怕被提拔到国家高官的位置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直接就意味着危险。大清洗主要针对共产党的性质甚至连大多数非党人士也一目了然。在那些年代,这些非党人士夜里睡得比共产党员要安稳得多。’”那么,为什么要针对党内官员?教科书分析道:“对管理阶层的人员实行强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并保证管理机构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恢复经济时期运转更为有效”,指出当时的镇压不全是“滥杀无辜”,执政党的初衷是对自己内部“管理不善”者的清洗。参考书引用巴伊巴科夫的回忆录《在政府工作的四十年》中一个事例,说明当时是如何采用严厉的手段对待管理精英。1942年时任石油工业副人民委员的巴伊巴科夫接到斯大林命令,要他前往北高加索,在苏联军队撤退时炸毁采油场。斯大林是这样指示的:“必须竭尽全力做到不给德国人剩下一滴油……因此我警告您,如果您给德国人留下哪怕是一吨石油,我们将枪毙您。

　　但是如果您毁掉了采油场,而德国人没有来,我们又没有燃料用,我们也枪毙您……”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

　　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参考书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巨大功绩:“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而且某些地方还超过);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俄罗斯高达47%的人对斯大林在苏联发展中所起作用给以肯定的评价。参考书中称“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可以说甚至斯大林生前也没有使用过这样高的评价。当然对于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土扩大”的“功绩”,笔者也有不同看法,必须指出 这里面有大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因素。

　　同时,参考书也指出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问题。第一,轻工业的恢复落后于重工业。“国家领导人没有把人民日用消费品的生产看成如同发展国防力量和资源那样紧迫的任务。在一系列轻工业部门中(例如纺织业)不仅没有完成计划,甚至没有完成战后重建”。第二,农业的落后面貌没有大的改善。书中写道:“农业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仅达到战前生产规模的99%。换句话说,五年计划在农业领域是失败的。战后农庄经济恢复得比莫斯科预计的要慢得多。农村劳动力不足。似乎被宣布为最重要任务的农业机械化,经常是按剩余原则进行的,即最后才轮到它。”第三,他取得的成就是通过极大压制民众取得的。

　　斯大林时期国家经历了几次大镇压浪潮。斯大林本人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倡导者和理论家。

　　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经济学家(叶·斯·瓦尔加)、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物理学家(尔·德·兰道,普·尔·卡皮察等等)、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导致某些学科领域(如遗传学、控制论、世界经济研究等)、学术流派遭到封闭或者其研究受到实质性的限制。

　　产生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是管理的高度集中,压抑了地方、企业、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这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也是今天我们改革开放、突破斯大林模式弊端需要汲取的教训。这本参考书完全没有回避、隐瞒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但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这些事实简单的批判、否定不同,它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谁应当对此负责?

　　首先是迫于形势的需要: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不可避免的对德大战、战争的进程,国家战前工业化和战后经济重建需要加速进行,这些事实成为苏维埃时期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具有高度集中特征的重要决定因素。为什么会残酷剥削人 民?因为急缺资金。迫于战争威胁需要“争先恐后地同时间赛跑”,不仅决定了实现工业化的时间不够,而且加剧了现代化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因为无论国家总体积累还是国防开支在预算中都注定占很高份额,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就会减少。根据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亚·格·兹韦列夫的说法,甚至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也只积蓄黄金储备,而不曾卖过1克黄金。这使得人们劳动的强度和被迫处于不断动员状态中的人力资源的使用程度也超乎寻常。

　　参考书认为:斯大林个人性格、心理特征对形成高度集中体制的影响仅仅是第二位的,主要还是客观环境的需要和俄国历史的传统。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要求有相应的权力制度和建立能够实现这一方针的管理机构。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和历史传统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那些能够实现这种集中的人被推出来作为国家的第一人,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以及实行严酷的集中管理体制。

　　尽管当时有存在这种集中的必要,但该书同时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指出这种集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统治的变形。主要的变形是把对强权的现实需要变成对强权最大限度的服从,而使这种必要性逐渐消失了。在一定程度上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约瑟夫·斯大林的统治都符合这种论断。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对苏联解体是现实因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错误)还是历史因素(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为主的争论。但在俄罗斯,多数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执政者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这本书再次论证了这个观点。

　　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假设”:如果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不搞他所谓的改革,苏联会不会解体?作者引用戈尔巴乔夫自己在75岁生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不搞那样的改革,他到现在仍然会继续“当苏共中央总书记”。作者的意图当然不是说不应当对苏联旧体制弊端进行改革,而是证明: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乱”改革”,苏联至少不会解体。

　　参考书认为: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造成混乱。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也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给苏联公民政治自由先于向市场过渡的完成。由于党组织和全社会不断激化的讨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是形成全党、全国统一的意志,而是“汹涌而来的社会大辩论”,使得对国家的发展前景缺乏统一意见;“由于宣布了公开性路线,劳动者走上街头喊着抗议的口号,罢工潮在全国蔓延”,招致经济的崩溃……

　　其次是经济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不够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

　　在和平时期,货架上原因不明地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从肉到火柴。为了调节局势,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香皂)实施配给制,商店前排起了长队。从市场的商贩那里可以买到商品,但是价格要高好几倍,大部分居民买不起。结果,一些日用品的国家定价多年以来首次迅速攀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

　　再次,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990年6月12日,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鲍·尼·叶利钦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提交代表大会表决,在走向独立、摧毁苏联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也是果断的一步。根据规定,如果苏联法律、法规破坏俄罗斯主权,俄罗斯权力机关可中止其效力;法律还规定,只有在得到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批准之后,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苏联总统的命令和其他法规才能生效。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通过的主权宣言和法律,实际上破坏了《苏联宪法》,导致联盟国家爆发宪法危机。紧随俄罗 斯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相继通过了独立宣言。接着又爆发了在加盟共和国内部宣布主权的洪流。叶利钦在一次讲话中甚至对俄罗斯各自治地区提出:“你们能消化多少主权,就去拿多少主权”。这本书认为,在这条路上,叶利钦走得实在是太远了。

　　第四,民族问题的爆发。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分析当时局势的时候说: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错就错在对民族主义的能量估计不足。但正如参考书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困难在于中央领导权的削弱。

　　第五,这就涉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苏共领导权是怎样丧失的?书中指出,在戈尔巴乔夫修改苏联宪法时,“废除了关于作为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原则”。这不仅意味着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同时削弱了国家政权。因为“苏共本身也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的基础”。同时叶利钦又发布《关于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活动》的命令,“这是对苏共在社会和国家中地位的第二次严重打击,削弱了苏共对俄罗斯和苏联政治进程的影响”。而当时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面对“非党化”命令采取了妥协态度,参考书指出,“总书记的绥靖立场使苏共领导机构瘫痪,党进一步解体,大大削弱了联盟中央,因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仍然是苏联体制的重要环节”。

　　根据上面的叙述,这本书最后对苏联解体的责任人有十分明确的结论。它写道:“苏联解体并没有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被改革唤醒的活动家(首先是俄罗斯政治家)的政策和改革者们自身的错误,导致苏联不复存在。”参考书最后引用2001年俄罗斯民意调查的结果证明:56%以上的民众认为戈尔巴乔夫为国家造成危害,只有14%的人认为他的作为对国家是有利的。

　　注释：

　　[1]这本书由吴恩远等翻译,张树华、张达楠等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2]非决定论:非决定论者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的选择、意向、决定、行动等等都不受客观社会关系的制约,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作者摘自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