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近日，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在北京大学第八届中国老龄产业高端论坛上，国务院参事马力透露。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指贫困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比率——记者注)也是城镇的3倍以上。”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近年调研发现，“随着青壮年人口大批‘外流’、被占用耕地越来越多，农村养老问题显得更加紧迫。”

　　在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55元养老金只够买几盒感冒药？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超过了10%这条国际“红线”;今年，这一数字将突破两亿大关，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

　　这其中，农村老人占多少比例?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去年5月，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当前，农村老人的养老方式主要有3个：社会保险养老、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有时也包括社会救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但是，以每月55元为“起点”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又称“新农保”，是国家为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广大农村老人，提供其基本生活保障的主渠道。从2009年起，它在全国10%的县试点，基础养老金定为每人每月55元。换句话说，一个农村劳动者每年缴纳100元，60岁后，就能每月领取55元。多缴多得。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记者注)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唐钧说，“如今4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已碰到了类似尴尬。

　　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项目少、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丁智勇这样总结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不完善之处。今年10月，据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发布的调研报告，2010年，农村能够依靠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仅为4.6%，而这一比例在城乡老人间的平均值为24%。

　　报告同时显示，从1990年至今的20多年里，城市老年人的在业率一直下降，现在保持在5%左右，但“有41.2%的农村老人，仍要靠劳动收入养活自己”。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说。

　　过半“空巢率”让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中国有句俗话，“养儿防老”。新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也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约有40.7%的城乡老年人靠家庭供养。在农村，这一比例更大，占到47.7%。

　　但是，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空巢”现象(即子女因为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长期离家，中老年夫妇独守空巢。——记者注)持续冲击着家庭养老模式。近年来，由于农村的“空巢率”急剧上升，乡村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农村养老“危机四伏”。

　　“农村的问题相比城市更严重，因为很多农村老人一旦生活不能自理，就没有收入来源，得依靠子女抚养。”杜鹏表示。

　　根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透露，中国的空巢老人数量，2012年为0.99亿人，今年将突破1亿大关。另据该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于2012年9月披露，目前，中国城市老人的空巢率接近一半，达到49.7%，农村过去没有这种现象，但随着农民工大量外出务工，农村老人空巢率也达到38.3%，“并且上升速度比城市更快”。

　　在丁智勇的调研中，蔓延至农村的“空巢危机”，似乎已经显现。

　　调研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哈尔滨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为142.6万人，其中农业老年人口69.8万人。农村老年人“空巢”、“隔代空巢”和“季节性空巢”的比例高于50%，丧偶率达26.9%，失能、半失能的占17.0%。

　　“农村青年追求自身价值，外出打工，导致大量农村‘空巢化’。”丁智勇在黑龙江尚志市河东朝鲜族乡南兴村发现，原来1580人的村子，现在只剩下100多位老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村”。在黑龙江方正县某村，只剩下30多位老人在家留守，“儿女们三五年也回不来一次。”

　　“‘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约四成城乡老人自认是家庭的负担。在丁智勇的调研中，反映“需要时没有人照料”的农村老人，占到52%。“大多数老人独自呆在家里，有的看看电视、打打牌，有的与邻居聊聊天，有的耳聋眼花看不清电视，只能听听广播。”这是丁智勇为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画的一张像，“他们相互照顾、自娱自乐，有了大病才通知子女回家看看。”

　　此外，穆光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

　　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告诉记者，“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政府应该是第一责任主体”

　　面对渐渐“老”去的农村，我们该怎么办?

　　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唐钧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

　　“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和城镇居民一样，由‘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并且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

　　“现在的‘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记者注)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告诉记者，“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记者了解到，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则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

　　对一些“空巢”现象突出的农村，老人养老该怎么办?穆光宗的想法是，加快农村敬老院的转型，使农村的“分散养老”变成“集中养老”，给农村“空巢老人”打开一条绿色通道。

　　这与丁智勇的建议不谋而合。

　　“可以利用农村老年活动室或闲置的校舍，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丁智勇表示，“由村委会或农村老年协会具体运作。在生活、医疗、护理、文化生活等方面，重点考虑高龄、空巢和失能困难老人的需求，并积极促进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中国青年报记者检索发现，各地政府已经开始探索这种新型农村养老道路。比如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利用村庄闲置的场所，建设起了“日间统一照料、夜间分散居住”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湖北恩施建立了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动中心，进行“农村互助式养老”。

　　“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穆光宗最后说，“这可能是理想的说法，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联起手来’，但这首先取决于中央的蛋糕做得多大，否则就是空想。我们适度普惠性的福利，不应该忽视老年农民的共享权力。”

　　(原标题：农村养老，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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