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身处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十字路口，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抉择。过去10年，有关转基因种植产业化的争论从没有过平息，然而回顾过往，却没有任何一年的争论有2013年这一次来得彻底和深入。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句著名格言。

　　身处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十字路口，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抉择。过去10年，有关转基因种植产业化的争论从没有过平息，然而回顾过往，却没有任何一年的争论有2013年这一次来得彻底和深入。

　　“每年中国出口欧洲和日本的大米中都有因被检查出转基因成分而遭退回的，就是因为这种背景，很多人士反对转基因商业化。”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称。

　　李昌平正是毕业于“挺转派”张启发院士所在的华中农业大学，2000年因向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上书三农问题而享誉全国。

　　“现在学校(华中农业大学)里的老师都在骂我，说别人反对转基因就算了，你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怎么也可以反对。我不是反对，而是认为转基因就像核技术的储备一样，它是把双刃剑。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国家的职能部门没有对其进行规范，农业部没有很好地监督到位，这种现实让人不安。”李昌平说。

　　转基因难助粮食安全?

　　一直以来，挺转派将转基因作物的抗虫、抗旱、增产等性能作为推广转基因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其中有观点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需要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1%的人口。在粮食消费大量增加的同时，土地在逐年减少。据调查，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比1996年减少1.25亿亩，年均减少1100万亩。和土地同样严重的问题，还有水资源的紧缺。目前，中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2200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

　　而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2010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转基因作物在1996年到2009年在全球产生了大约650亿美元的农业经济效益，其中44%是由于减少生产成本(犁耕更少，杀虫剂喷洒量和劳力减少)的收益，56%是由于2.29亿吨可观的产量收益。这2.29亿吨，包括了1996年到2009年期间的8350万吨大豆、1.305亿吨玉米、1050万吨皮棉以及480万吨油菜籽。

　　不过，这一论点正受到反转派(反对转基因)人士越来越多的质疑。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食品与农业项目负责人张菁指出，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在长期的种植过程中有连续增产的表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玉米种植业开始逐渐向转基因种植转型，西欧一直坚持非转基因的种植方式，经过对美国和西欧玉米产量的长时间监测，可以看到美国玉米从产量高于西欧逐渐变为略低于，这也说明转基因技术并不是灵丹妙药。

　　来自美国方面的一些报告指出，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产量比现代常规大豆品种低了5%-10%，这些低产量的转基因大豆品种每年给农民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种转基因作物减产的迹象一般称为“产量阻碍”，是转基因技术非预期效益的实例。

　　而李昌平的观点则更为直接：目前，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每年约为千分之六，而粮食增长则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递增。“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在被浪费，转基因绑架粮食安全议题的动机本身是值得怀疑的。”

　　另类代价：打更多农药

　　反转派还提出了另外一项质疑，张菁说：“转基因抗虫作物在大田种植过程中也问题重重：比如BT抗虫棉在种植几年后次生虫害的爆发，使得农民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混合的农药，不仅没有提高产量，反而增加种植成本、带来诸多的环境问题。”

　　2009年8月，农业部曾首次批准了张启发团队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尽管政府方面尚未授权转基因作物种子的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但在湖北一些乡间地头的种子商店中，抗虫稻种已随处可见。

　　这种Bt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会产生Bt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螟虫引起肠麻痹而死亡。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10年的一篇报道，当地农民表示，使用能抗虫的种子，产出来的稻谷也只能增产8%。但是转基因水稻稻种只能抗螟虫，不能抗其他的虫子。螟虫吃谷心、谷苞，但稻飞虱吃稻秆，渐渐地稻飞虱比螟虫狠，从底下往上吃都被稻飞虱吃掉了，颗粒无收。

　　当地农民表示：“以前虫子比较容易死，原来早稻不需要打药，晚稻打一两次就可以了，现在早稻打两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难把虫杀死。这种高科技的种子会不会让虫子更不怕药，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英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所在2010年的一篇报告中称，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使美国农业农药施用量从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亿磅。2006年以来，已商业化的三大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药需用量都持续上升、且已大大超过天然作物的农药需用量。报告转述相关科研人员的判断说：转基因作物种植初期，确实能抵御虫害和杂草之害;但自然规律的力量比人类人为的力量更大，时间长了、生态平衡使害虫害草发生了“抗体”适应性而获得更强生命力，结果，导致作物对农药需用量的持续增加、甚至更多。

　　这种情况还发生在2009年江苏“棉花之乡”的盐城大丰市，在当地种植转基因抗虫棉8年之后，虽然抗棉铃虫的基因还在发挥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

　　从1996年开始，中国引进转基因棉花种植，目前已有10多年的种植历史。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中国科学家历时7年对481户中国棉农的调查发现，转基因棉花的长期经济效益不佳。

　　绿色和平方面将其归结于转基因引发的次生虫害。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3年经济效益往往最大，在早期，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的确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 70%，而收入要高出36%。但情况从第4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农药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收入开始下降 8%。

　　安全性死结：缺乏一致公认体系

　　转基因的安全性将成为其能否在中国进行商业化种植的关键。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表示，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比以往任何一种食品的安全评价都更严格。各相关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国内外均认为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存在食用安全问题。

　　而后有媒体披露，农业部转基因专项管理办公室在2012年时，委托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和中国农业大学以转基因水稻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猕猴、小型猪等动物进行系统的代谢免疫，和生殖、发育评价研究。

　　据悉，这次试验时间是90天。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车会莲表示，90天从毒理学来讲，可以看做较长时间喂养，实验结果显示，在90天的喂养时间内，试验用猪没有中毒或者死亡现象，皮毛顺滑，行动灵活，饮食正常，生长发育状况良好。

　　农业部表示，目前国际上很多国家在进行转基因动物喂养试验，美国，德国已经用转基因玉米、大豆在牛、鸡、鱼身上做喂养试验，结果显示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不过对于上述结论，李昌平却表示并不信服。“农业部、农科院和孟山都那些美国商业公司的利益已经交织在一起了，怎么会有公信力?”

　　由于坚决抵制转基因、建议政府将其“一刀切”，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被认为是反对转基因阵营中的激进派，在安全性的观点上她认为应重对“危害”进行定义。

　　“某些转基因推手敢说，从来没有一个具体例子说明转基因引起人体疾病，因为他们一直在用食物中毒的旧规范来说转基因没问题。国际和国内科学研究都在提示，转基因造成了肝肾损伤、造成了激素干扰，生长发育受阻或者繁殖出问题，这都要建立新规范。”顾秀林表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前研究员佟屏亚在一次转基因专题会议上发言指出，迄今为止，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连转基因研究人员都承认，转基因作物对人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可能要几代人才能显示出来……只用小白鼠进行了几个月的实验，就言之凿凿地说它是安全的，缺乏可靠的实验证据，而危害一旦发生，其严重后果将不可逆转。

　　“可以说，目前科学界尚没有获得公认的一套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体系，但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应该有长期的、中立的科学研究，这也许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张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目前，诸如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等国际性赛事均不允许有转基因食品的流入，李昌平说：“这个已经够可以说明问题的了。”

　　转基因监管拷问

　　作为支持转基因阵营中的温和派人士，东方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认为，中国可以分步骤实施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先可以作为饲料粮和工业用粮，将来逐步来推广，而非目前一步到位。

　　但反转派的许多人士依旧对此表示出巨大担忧。张菁说：“事实证明转基因作物释放到环境中去，就有可能发生失控的风险。”

　　她举例说，中国在2006年曾批准了转基因木瓜的商业化种植，但规定种植区域仅限于广东省，而绿色和平在2009年的采样调查中发现，海南省的三个木瓜农场中都种植有转基因木瓜。

　　按照现行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转基因植物品种在培育出来后，需要经过安全性评价阶段，才能获得安全证书。而安全性评价阶段，则包括实验室、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四个阶段。获得安全证书，意味着仅完成商业化种植前的所有安全认定工作，但并不等于可以进行实验室以外的种植和销售。

　　来自欧盟的预警通报却显示，“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自2006年开始总计通报了184次中国输欧食品中被检测出非法转基因，其中2012年39次，2011年29次，2010年46次，2009年15次，2008年18次，2007年9次，2006年10次。而184次中，大米制品和含有大米的制品175次。

　　从2004年开始，湖北地区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亩，涉及转基因大米10000吨-12500吨。

　　2012年，绿色和平再度对市面上的流通大米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有6份样本含转基因水稻成分，非法转基因成分污染的检出率达到7.9%。问题样本分别为：取自湖北武汉和安徽六安的4份大米样本检出转基因成分，并确认为Bt63转基因水稻。

　　在此之前，安徽从未进入过转基因非法种植的版图，而在国家没有任何批准的情况下，转基因的地下种植猖狂之甚，让很多农业人士感到担忧。

　　21世纪经济报道曾赶赴安徽六安地区对当地进行转基因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当地官方、还是种植户，对转基因一事都表示毫不知情。

　　一位当地农委的官员表示，目前农业监管者对转基因的监督手段极为有限，把关只能从种子报备、销售检查的层面进行实施，但是转基因的种子无法用肉眼识别，而转基因的专业检测费用极为昂贵，不是农业部门的现有预算可以负担的。

　　目前，一种学界观点认为，转基因作物在大田种植过程中有产生基因漂移的风险，会对本地物种和野生近源物种的基因造成污染，从而造成监管困难。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魏伟告诉记者：“转基因扩散有2个渠道，花粉和种子。转基因可以通过花粉(水稻的雌蕊、雄蕊)会扩散到邻近区域，种子产生的过程就是花粉和聚头结果，雄蕊的划分和雌蕊的聚头结合后形成胚胎。水稻也有花粉，是两性花。花粉通过空气、水、昆虫进行传播。所以不排除你不种，但是附近有别人种，然后扩散到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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