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前不久举行军事科学院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应对“颜色革命”问题。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在会议上发言指出，被俄国防部认为本质是国家政变的“颜色革命”，是进行混合战争的形式之一，有关国家无法使用常规军队来应对它，必须同样使用混合手段才能与之对抗。

“颜色革命”这四个字再一次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视野之中。放眼世界，按照时间顺序，沿着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地图趋势线（美国的地缘政治核心价值区）：东欧——西亚——中亚，你会发现“颜色革命”的威胁距离中国是越来越近。放眼周边，东南亚、东北亚都面临着“颜色革命”的危险：越南今年一月份召开越共十二大前夕，出现大量抹黑、攻击、颠覆执政党的社会言论和谣言；缅甸的“袈裟红革命”、泰国的“黄衫军”、蒙古的“蒙古包革命”，以及俄罗斯近期的社会动乱，背后都有“颜色革命”的黑手。再看国内，近些年发生了“疆独”“藏独”分子制造的骚乱和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占中运动”等，也显示外部势力一刻都没有收手，始终在力推“颜色革命”以达到“扳倒中国”的目的，形势已经是异常严峻！

相较于邻国俄罗斯，我们中国防范“颜色革命”的“混合手段”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该包括“强己”“制人”和“砺器”三个方面。

一、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强己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老祖宗的经验告诉我们，要通过敌我双方实力的比较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我们应通过“强己”，即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公正、高效、清廉，来提升防范“颜色革命”的硬实力。

近年发生的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和在中国周边进行多国联合军演制造紧张局势等事件中，西方大国的身影时隐时现。可想而知，西方大国此举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扰乱中国国内社会舆论，来给政府施压，进而增加引发“颜色革命”的可能性；二是通过制造外部国际冲突或紧张局势，来转移中国领导层和民众推进改革、建设国家的注意力，企图将中国拖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进而为“颜色革命”“营造环境”。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思想多元、矛盾多发趋势突出，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经常成为舆论的焦点，社会管理具体领域的方式方法调整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却不是很强，既反映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这样一个现实，同时也暴露出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极有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进而达到其分化、西化中国的目的。

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会的讲话中着重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习总书记还反复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近年来，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大力正风肃纪，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答好一张张“国家试卷”、一个个“时代考题”，始终坚持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日渐好转，经济社会发展的蒸蒸日上，为我们抵御“颜色革命”的风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强心健体未有穷期。现在不仅仅是居安思危的问题了，严峻的现实令我们必须居危思危，没有紧迫感是不行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着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大和民生等诸多问题，通过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期化的反腐倡廉工作打造公正、高效、清廉的行政管理体系，而推动社会整体向前发展，才能赢得更加广泛的民心，让“颜色革命”的邪恶种子在中国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心田中无处发芽。

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制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在了解对手的基础上因势利导采取相关手段来“制人”，才能做到“打蛇打到七寸”，进而提升防范“颜色革命”的软实力。

先让我们来了解西方一些国家是如何策划“颜色革命”的——

第一步，选取对象，思想灌输。西方大国相关部门会根据其全球战略需要和战略推进进程，选取经济上挑战、政治上冲突、军事上威胁、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或者地缘上占据重要关键位置而未被其影响掌握的国家，作为“颜色革命”的对象。接下来，会对这些国家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诋毁和批判这些国家原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外交渠道、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和社交媒体等各种途径，潜移默化地给这些国家的民众灌输所谓先进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进而占领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主流阵地和舆论宣传阵地。

第二步，外交影响，干预内政。在“洗脑”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就与这些国家目前处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领导层，以学术性探讨之名、改革的名义或专家指导的方式进行讨价还价的外交磋商，诱导这些即将被“颜色革命”的国家调整、修改甚至颠覆其经济建设方针、外交政策导向和重大法律法规等，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西方大国资本集团和政治集团想要得到的最大利益。例如，不流血的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就是这么完成的。如果这些国家统治者拒绝接受其条件和方案，那么紧接着就会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打造组织，选取代理人。最初是建立一些“青年俱乐部”等组织，用免费的小东西和奇谈怪论来吸引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来参与他们的活动，然后逐步政治化、组织化，形成一批骨干队伍。西方大国还会通过开办讲习班来培植自己的“第五纵队”，甚至是通过大量资金、武器和军事培训人员的“援助”来打造强大的“伪人民”动乱力量。然后是在这些国家长期培养的西方大国利益代理人中，选择最能体现其利益的一伙人，扶植他们上台。

当上述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最后一步就是在计划进行“颜色革命”的国家寻找机会制造动乱了。西方大国往往会利用当事国经济不振、贫富差距大、官员腐败等引起民心不稳的问题来制造动乱事件，进行煽风点火，制造动乱形势，进而颠覆国家政权。他们会暗中或公开支持、挑唆这个国家的在野党、反对派和反对党，鼓动那里的民众上街闹事，冲击这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机关，进而导致发生政治骚乱甚至是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使得这个国家的政府无法行使政府职能，甚至彻底瘫痪。又或者是引诱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在处理骚乱中出乱出错，从而激化政府与民众的矛盾，扩大事态，然后乘势散布各种一时难以澄清的谣言，造谣惑众，进而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形成“烧、杀、抢”为特征的更大规模的暴乱，进而造成这个国家政治分崩离析，致使这个国家民族族群与领土四分五裂，逼迫这个国家发生暴力型的“颜色革命”。

为了对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方面的重大事项进行有效统筹管理，中共中央于2014年1月24日专门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对委员会的职能地位、业务范畴和运行程序进行初步的规定。目前正在做和未来将要做的，就是进一步科学规划，更加有效地整合各个部门的力量，以更高的层级更加有力地进行横向和纵向协调，以利于国家安全工作的整体规划，集中力量统一行动，打造严防“颜色革命”的“国之利器”！

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一种新型制度形式，涉及横向间和纵向间甚至是跨地区的复杂权责关系，需要通过建章立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合理设计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程序，使得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做到行于制度、成于规范。2015年7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法》，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特别强调“确保文化安全”和“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认真贯彻落实新版《国家安全法》，对于有效防范“颜色革命”将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砺器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体现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谋略思想。在我国综合实力跃升的今天，应该改变一段时期以来因实力不足而采取文化防守态势的做法，加大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推介，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广，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故事”，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到攻防有度，提升防范“颜色革命”的巧实力。

既然外部势力着力在我国内部培植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不惜代价地提供人员培训和大量金钱甚至是武器，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加大对我国“非政府爱国组织”的支持，来巩固思想文化阵地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呢？纵观“颜色革命”的一个个案例，许多无知的市民被所谓的“非政府爱国人士”所煽动走上街头甚至闹事，而有关国家政府和军队出面干涉往往会加重事态发展。这时，如果能利用“非政府爱国组织”来协助政府开展说服工作，就能有效地降低社会动荡的代价。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这样做也是加强党的建设，密切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加强对群众的教育与引导，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权益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外塑造传播中国的良好形象，也一样存在改变某些旧有做法和固定模式的必要。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着力打造融会贯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西方大国利用其传媒技术上的优势，无时无刻不对我们输出着他们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好莱坞大片就将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国梦”在中国大肆传播。相较而言，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仍然有限，在大国博弈的“文化战略平衡”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须在大力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有理有据地批驳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方面，俄罗斯的做法可资借鉴：俄对外舆论宣传“旗舰”——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在对俄出兵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目标进行不遗余力的报道的同时，也揭露了一些西方国家“嘴上一套、背地一套”的丑恶行径，为俄罗斯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舆论态势。

在“互联网+”深刻变革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形势下，我们应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力量，使之深度融合发展，创新传播方式和手法，加大对世界的舆论影响力。同时，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应坚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扩大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如建立友好城市、举办国家文化交流年等，让外国民众在精彩纷呈的活动中，真正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美”，让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众产生更多的“中国向往”。夯实国与国之间交往与友谊的民意基础，亦能在一定程度对某些国家一小撮政治人物推行“颜色革命”的企图产生遏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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