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贡献就写在大地上！”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叮嘱农业技术人员，“我在福建时就抓科技特派员，现在全国都在推广。农业技术人员就是要下沉到农村基层来，就是去干具体的出实际成果的事情，这就是你们的贡献。”

　　3月底，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同样指出，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近期两次考察，习近平为何都关注科技特派员制度？

一

　　“你们村有没有科技特派员？”习近平问。

　　2003年4月2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杭州市下姜村召开座谈会，问大家有哪些发展困难。有的村民说：“缺人才。”有的说：“缺资金。”还有的说：“缺技术。”

　　“省里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一个科技特派员来。”习近平说，“我们要用现代发展理念指导农业，抓住当前科技进步的机遇，建立现代生产要素流向农业的机制，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习近平说的科技特派员，正是他在福建工作时总结推广的一项制度。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作为闽北农业大市，南平的粗放型农业经济陷入困境。为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当地3000多名干部下基层，发现农村面临着科技力量不足、科技服务缺位等困难。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南平市决定选派首批225名科技人员，深入215个村开展科技服务。这成为中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端。

　　这件事引起了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的重视。

　　2002年，习近平对该项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后又在《求是》杂志发表《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指出这一做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有益探索，值得认真总结”。

　　不久，有关部门总结科技特派员实践经验，在宁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西北五省区开展试点工作。就这样，科技特派员制度一步步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性安排。

二

　　有一位科技特派员，习近平称他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

　　但照片上的他，“混”在农民堆里，全无一点“科特派”的模样——稀疏的头发、黝黑的肤色、憨厚的长相、朴素的衣着。“比农民还农民！”很多人这样评价他。

　　在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村支书杨双牛有一次见他衣服被剐了口子，想给他买件新的。他却说，你省点心吧，西装革履，怎么和农民坐一条板凳，咋进果园教技术？

　　就是这样一个“倔脾气”，扎根山区35年，每年深入田间地头200多天，手把手传授农业技术，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在他的带领下，太行山10万群众脱贫奔小康。这个人，就是李保国，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2016年4月10日凌晨，李保国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年仅58岁。

　　2016年，习近平对李保国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称赞他“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20多年来，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像李保国一样，穿梭山林、躬耕乡野，带动逾千万户农民增收。他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一项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开花结果，原本不赚钱的小茶苗、小苹果、小木耳成为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大产业。

　　据统计，脱贫攻坚期间，有近29万名科技特派员奔赴一线，把产业和技术留在了农村。

三

　　科技特派员制度，不只是简单的“科技下乡”。

　　现实中，一批批科技特派员创办起新型产业化企业，与农民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加速了农村市场化建设。数据显示，科技特派员目前已领办创办1.5万家企业或合作社，平均每年转化示范3万余项先进适用技术。

　　比如，科技特派员王友国退休后，为继续做强做大重庆酉阳的油茶产业，他领办了遇到技术瓶颈的重庆五福盈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在7年的科技创业中，他以酉阳县天馆乡1万亩油茶为示范，探索出“145”利润分红模式。2019年，1000余名贫困人口通过利益联结模式人均实现务工和分红收入1万元。

　　“我是农民的儿子，吃过苦、受过累，最能理解农民需要什么。我退休后再创业，带领乡亲们富起来，觉得无比甜蜜。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意义就在这里。”王友国说。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从持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从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到打好种业翻身仗、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乡村振兴要靠科技深度发展。现在全中国都有“科特派”，星星之火正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