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3月3日电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大国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强权政治和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组织学院副院长、国发院研究员崔守军在中国新闻网撰文指出，面对越来越棘手的安全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之问和历史之问，明确表达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安全秩序等重要理念，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实施路径，这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

　　以下为文章全文：

　　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大国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强权政治和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行动指南。2023年2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该文件精确表达和全面阐释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重点方向、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清晰勾勒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路线图。

　　安全问题始终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处于“充满进攻性”的“自然状态”，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层面，往往存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从而造成无休止的“安全困境”，对此的解决之道是建立单一且具有最高仲裁权的“利维坦”，以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获得相应的安全保障。然而，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民族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这也就决定了超越国家的“世界政府”并不存在，国际社会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当一个主权国家担心自身的利益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它通常会采取一系列的安全措施来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这反而会减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由此产生传统安全领域中广泛存在的所谓“安全困境”。

　　在传统安全之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人类社会在气候变化、重大疫情、能源短缺、粮食匮乏、网络治理、恐怖主义以及移民和难民等全球公共问题领域面临的安全挑战日益凸显，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急剧放大导致国际安全的议程也随之扩大，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应对来自全球公共问题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扩展，这使得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扩散性和联动性等鲜明特点。一方面，随着资本和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加快，安全问题不再拘泥于一国内部，而是很容易超越国家之间的政治、地理、文化界限，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和蔓延，从而使安全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繁衍、嬗变和扩散，使个别国家的安全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影响安全的各种因素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使任何一个安全问题都不再孤立存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尤其突出。许多安全问题往往都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根源，带来的威胁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风险外溢和传导具有很强的惯性，不是个别国家和地区能够解决的。可以说，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性安全挑战，世界各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独善其身，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动荡中获得所谓的绝对安全。

　　面对越来越棘手的安全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之问和历史之问，明确表达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安全秩序等重要理念，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实施路径，这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

　　从核心内容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包含“六个坚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内涵丰富、体系完备，其倡导的“六个坚持”既重视顶层设计，又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有机整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安全领域应用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为国际安全治理贡献创新安全理念。“全球安全倡议”所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全球安全倡议”首次提出两个“不可分割”，即安全的不可分割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由于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不同，各国在安全问题上总会有着不同的看法，难免会产生利益冲突，而通过对话与合作的方式找到“最大公约数”，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无疑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必由之路。“全球安全倡议”将一国的自身安全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安全统筹起来，从国家和全球层面构建立起系统性的全新安全理念，体现了是国家情怀与人类情怀的统一，为全球安全治理消除分歧、凝聚共识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

　　另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超越了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厄姆·艾利森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援引古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认为雅典不断增长的实力造成了斯巴达的恐惧不断加深，从而使两者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由此，艾利森推导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的利益，也即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难以避免的论断，这被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在本质上，“修昔底德陷阱”是“安全困境”的翻版，难以跳出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窠臼。习近平主席指出，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不能以牺牲别国的安全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大国之间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和争端，以战略互信来消除战略误判，是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解决之道。

　　综上可见，“全球安全倡议”秉承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新安全理念，以全面系统和动态辩证的视角看待全球安全问题，倡导以共同安全来破解全球和平赤字，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国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的公共产品，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大国担当。“全球安全倡议”植根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来源于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传统与智慧，顺应了世界各国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团结的共同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生动实践。(特约撰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组织学院副院长、国发院研究员 崔守军)